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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大量社会问题，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其中被使用最广泛的是“家训”。 　　一、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叶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二、从司马父子到土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几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主要精神，是不以权谋私、赏罚分明、用人唯贤，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儿子孝道品行的严格要求。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