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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关于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若干思考 　　1 依法治国与法治概念辨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里的两个主要核心概念是依法治国与法治。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依法治国是指执政者依据法律来治理自己的国家、政府和社会。这是强调治理的制度化和有序化，防止和杜绝领导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纯粹运动式治理模式。这是治理方式质的突破，是历史性的进步。依法治国，意味着执政的组织机构和官员一律都要受法律的制约。当然，也必须看到，由于体制的原因和历史的惯性，在现实中完全达到这个要求仍然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恐怕要有一个过程。法治是一个价值观念很明确的概念，《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在“法治”的条目中引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观点，“法治意味着正常的法律保有绝对的至高无上或压倒一切的地位，与专制权力的影响相对立，并且排斥专制的存在、特权的存在、乃至政府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据戴雪在《英宪精义》( 1885 年) 中对英国经验的总结，英国在17 世纪最终确定了英国君主对法律的服从，在世界上最早实行法治，此后，法律尊严的信念广泛流布于整个文明世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关于“法治和人治”的条目指出，在17、18 世纪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中，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该条目还指出，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命题在中国已广泛传播，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 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要法治不要人治。简而言之，法治就是法律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人治则是人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说，法治是法高于权，人服从法; 人治是权高于法，法服从人。法治和人治是人类社会两种基本的治理模式，两者是对立的、排斥的。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莱斯利·里普森的《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一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1776年，马萨诸塞州在批准联邦宪法时曾希望: ‘政府应该是法治而非人治。’这句话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没有人的参与，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自动运行，法律不像人，它不可能自动产生，更不会自动执行，而必须由人来起草、制定和解释，必须由人将法律的条款一步步精确、细化。虽然马萨诸塞州的这句话不免有些夸张，但它的确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分野: 一个国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到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否则就会失去控制。有所约束的权力犹如套上马具的野马，野性虽存而无法撒野。” 说明法治是约束权力的缰绳，是关住权力的笼子。 　　2 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是对近代以来器物现代化的超越，是我国整个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民主治理、依法治理和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我国，邓小平最早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可以说是对人治治理模式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强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实际上就涉及到民主治理、依法治理问题。我们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首先要说民主治理，如果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则强调依法治理。30 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认为，首要问题是完善相关法律。我国现在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但是它和我们应该取得的成就比起来是很不够的。 　　直到目前，我国治理媒体还没有新闻法，还没有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等自由的具体法律，还没有政党法。执政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由执政党的文件来确定，是不合适的。人大代表在履行职能时，虽然有了立法法，但还没有监督法、重大事项决定法、人事任免法。在人民政协方面，诸如人民政协组织法、政治协商法等也是缺位的。在公共安全领域，如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由于自然灾害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其他公共安全方面，法律是严重缺位的。所以，首先要有法可依。 　　3 如何树立和维护宪法的权威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说明宪法在依法治国和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