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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女华侨林鹏侠西北考察 　　20 世纪30 年代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西北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严重的灾荒等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正如《天津大公报》所载: “至于今日，东北沉沦，东南告警，人始注意国家之后方，曰: ( 国防重心在西北)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诸多有识之士奔赴西北进行实地考察，而女华侨林鹏侠就是其中之一。林鹏侠，新加坡籍归国女华侨，祖籍福建莆田。1932 年11 月，林鹏侠奉母命从上海出发，开始了对陕、甘、青、宁等省的考察，历时半年之久，于1933 年夏返回上海。东归后，她将考察日记整理成《西北行》一书，以“献于留外父老兄弟，冀能察其真实，共发自救救国之心，组合正式考察团体，前赴西北各省，为更精密之调查。倘以所见为不诬，则进而与政府求通力合作之实现……进可以收复失地，发扬民族光辉; 退亦可以使侨胞得一生息之大本营”。根据《西北行》中的内容可知，林鹏侠在考察途中对西北灾荒、交通运输、工农商业、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主张。 　　一、西北地区的灾荒问题 　　1920 年以来，西北地区灾荒频仍，而以陕、甘两省最为严重。根据《中国灾荒史》等记载可知，1920 年至1933年间，陕甘地区连年旱灾，间有地震、水灾、霜雹、蝗虫、瘟疫等灾害。最甚者是1928 年至1931 年的西北旱灾，“赤地逾于千里，死亡辄以万计，饿莩载道，闾里几空”。林鹏侠在西行途中，耳闻目睹了各地的严重灾情。1932 年12 月初，林鹏侠拜访西安赈务会主席康寄遥，得知陕西全省自1928 年以来，荒旱、霜、雹、风、蝗、瘟、疬、兵匪等天灾人祸不绝，致使“千村万户，悉化丘墟，万里膏原，多成赤地，饿殍载道，谷罄粮绝，乃至树皮草根，剥食殆尽，拆房毁栋，难求一饱，卖妻鬻子，死别生离之惨状，无可形容”。听闻这种悲惨状况，林鹏侠发出了“自恨不能如化饼之基督，以果我苦同胞之饥肠。力绌心馀，唯有一洒同情之泪而已”“呜呼! 同是苍生，而遭遇有天壤之异。彼都市贵人，尽情享受，谁复知人间有阿鼻地狱”的强烈感慨，并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救济西北灾民。针对西北灾情严重的局面，林鹏侠认为，西北地区虽不如中、东部地区物产丰饶，但也有关中、汉中、河套等许多丰腴之地，即使偶有天灾，也不至于酿成如此惨祸。她认为除天灾之外，更有人祸，“如不良军队之勒索，贪污官吏之暴敛，人民衣食不完，催粮派捐之胥吏犹日事敲比，税关分卡，更百端剥削，尽意摧残。相率而逼人民于死亡、逃散、盗匪之途，安得不酿成今日之惨象乎”。正如其所言，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动荡不安，战事连年，军阀割据，政治腐败，民生困窘，根本无力抗御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戴季陶早在1922 年就已指出: “我们中国的富源很多，地产很丰，年来的灾荒都是由于人事不修所致，并不是天所降的灾祸。”因为天灾“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和社会抗灾能力的强弱，常常要受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影响”。对此，林鹏侠认为政府必须改善政治环境，廉洁自爱，方能减缓或消除自然灾荒的危害。正是在林鹏侠等西行者的大力呼吁下，社会各界对西北地区的灾情给予了高度关注。国民政府也先后设立了赈务处、赈务委员会等机构处理灾区救济事宜，完善报灾制度。另外，还借鉴西方救灾模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完善仓储制度、建立自然灾害监测体系和人畜防疫体系等。与此同时，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旅平陕灾救济会等社会组织也积极筹集赈款，为救济西北灾民而四处奔波。这些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局势动荡、国家贫弱及官员腐败等原因，造成西北灾荒的深层社会根源依然存在，各种救济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二、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西北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经常相伴而生，异常复杂和敏感，更易被外部力量所利用，这直接威胁到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故此，开发西北、处理好民族关系、巩固边疆以杜绝外人觊觎，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正如《天津大公报》所倡导的: “西北民族复杂……今欲达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目的，非开发西北不可。” 但是，“开发西北，须得联合西北境内的各种民族，共同努力，方能收效” 。在当时西北地区诸多民族问题中，回汉矛盾尤为突出。清朝中后期，西北回族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后经清政府的恶意宣传和丑化，致使回族在汉族印象中皆为“叛乱、谋反、逆民”等负面形象。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清军的围剿及“善后”措施，使西北回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人口锐减，生活困难，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中进一步被边缘化。民国以来，随着马家军阀势力的崛起，西北回族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回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也有所缓和。但由于地方政府对普通回汉民众的盘剥及一些回族军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