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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巴尔的摩案与美国不端行为处理程序的演进 　　1 基于学术良心而非规范程序的调查---1986 年沃利茨委员会和艾森个人的调查 　　从巴尔的摩案的历史演进来看，1986 年的这两次调查体现出科学家高度的道德自律和科学界的自治，而很少有大学层面的规范调查程序的考量，这是巴尔的摩案持续数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986年5 月，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奥图尔( Margot O’Toole) 对其实验室主管金西·凯利( Thereza Imanishi- Kari) 研究工作的质疑和揭发，直接引发了1986 年5 月塔夫茨大学沃利茨( Henry Wortis) 委员会和6 月麻省理工学院艾森个人的调查。当时美国大学采用的是“1985 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关于健康研究法的补充法案，要求申请政府资助的研究单位建立专门机构来负责核查涉及不端行为的研究，调查那些被举报的案件，并向政府提交报告”。此时的美国科学界虽颁布了有关科研不端行为的条款，提出了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方针，但是缺乏相关的具体操作性规定，也没有明确调查主体、调查方法、调查程序等。 　　第一，从调查主体来看，塔夫茨大学沃利茨教授基于学术良心，主动发起调查。一方面，他是奥图尔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奥图尔这份博士后工作的介绍人，另一方面，他是金西·凯利到塔夫茨大学任职的推荐者，正准备聘用金西·凯利。沃利茨接受了奥图尔的指控，他亲自组织了一个由三名科学家组成的临时调查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沃利茨本人、胡波尔和马萨诸塞州医学院的伍德兰德( Robert Woodland)。从表面上看，沃利茨是中立的，他既是奥图尔的导师，又是金西·凯利的推荐人，但实际上他与当事人双方都有利害关系，并不适合担当调查者。从逻辑上讲，只要存在着利益关系，或是涉及本单位或科学团体利益，或是涉及内部人情关系的纠葛，潜在可能影响到调查的公正性与可靠性。 　　最终沃利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故意的伪造、篡改行为;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故意的不端行为; 可以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另一种解释，但那是科学的事情。奥图尔表示不满，随后转向麻省理工学院举报金西·凯利的论文存在严重的错误。麻省理工学院监察专员玛丽( Mary Rowe) 要求奥图尔对金西·凯利正式提起欺诈指控，但奥图尔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金西·凯利具有欺诈行为，只是论文部分数据有严重错误，于是玛丽将举报移交给生物系主任吉恩( Gene Brown) 处理。吉恩认为奥图尔没有指控金西·凯利存在不端行为，他不能组织委员会调查这个问题，于是他转给金西·凯利实验室所在的癌症中心负责人艾森( Herman Eisen) 负责调查。艾森仔细审查了奥图尔的备忘录，主持了包括奥图尔和金西·凯利在内的当事人参加的会议，最后认定金西·凯利没有不端行为，奥图尔和金西·凯利的矛盾属于科学内部的争论，“如果没有更深入的实验，你无法确定这是不是真的”。1986 年这两次调查结论都涉及到是否存在科研不端行为的定性判断。 　　从后续的美国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程序来看，它都不应当由个人负责调查，也不是由学院负责调查，而是由所在的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塔夫茨大学) 负责调查。凡是涉及到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都应当由学校审核其是否符合调查条件并做出决定，而不应当转给学院进行处理。“根据调查结果，科学主管或其指定的人可以根据以下原因判定不必进行正式调查: ( 一) 这一情况不在科学不端行为的定义之内; ( 二) 支持不端行为的证据与其它已知的科学信息相抵触; ( 三) 支持进行不端行为调查的证据不足。科学主管应该在做出决定后的10 天内将不进行调查的决定及其原因通知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第二，从调查内容上看，这两次调查关注的是论文结论能否重复的问题，都没有关注奥图尔所说的“17 页实验记录”是否真实的主题，而后者是涉嫌科研不端行为的真正复杂主题。1986 年5 月7 日，奥图尔在查阅实验室小鼠数据时无意发现了金西·凯利那次关键性实验的17 页记录，即金西·凯利1986 年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内源免疫球蛋白的基因表达式在含重排Mu 重链基因的小鼠中的改变》论文所依据的关键性实验。经过对比，奥图尔发现有些实验数据与已发表的论文中的数据不相符，因此她怀疑金西·凯利没有很好地完成那些实验，她甚至怀疑金西·凯利没有做某些实验。这两次调查都认可奥图尔指出的技术性错误，金西·凯利也承认论文中存在这样的错误，“但是这点错误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错误并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论文的主要结论”。奥图尔反对她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是科学争论，金西·凯利的错误是严重错误，焦点是她是否做过实验，是否真实地表述实验的过程，她认为“科学家太过于包庇金西·凯利，把金西·凯利的职业生涯看得比科学真相更重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