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启超“合群之学”与“群学之用”社会学思想.docVIP

浅析梁启超“合群之学”与“群学之用”社会学思想 　　在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渗透传播，同时其理论及研究方法对其他不同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维新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梁启超，其社会学思想继承了康有为、严复的“群”的概念，他在吸纳部分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同时，也在尝试用社会学的理论来建构一个“新史学”的概念模式，即社会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实践，其中以史学为代表，并身体力行地阐释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互惠关系。 　　一、合群之学: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精髓 　　梁启超(1873一1929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饮冰室主人、任公，他被公认为清代最优秀的学者，其文字思想涵盖诸多领域，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自言“学问欲极炽”，古今中外学术无所不阅，亦多通达有新意。他的思想强烈冲击了封建制度的禁锢“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以至被严复指责其实乃“亡有清二百六十余年社程”的罪人。而这其中，“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命题，不仅是梁氏思想的核心构架，更代表着其社会学思想的最高要领。 　　(一)梁启超社会学思想产生的基础 　　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起点持有不同意见，若不以今日之社会学要求界定，并结合晚清政治社会特征与19世纪西方社会学的不完善，笔者认为正如孙本文先生所指出的“据著者所知，初用群学之名者，为康有为氏”，中国社会学的起点应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的“群学”，而梁启超的“群学”启蒙正源于此。 　　(二)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的擅变 　　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直接影响了近代学术的革新变化。梁启超直言“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面对日有几新的社会“多变，“善变”的学术精神虽然被后人赞扬或垢病，但这使得他并不囿于前人与自己的学术藩篱，而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社会学思想领域。同近代中国“群学”的含义从“合群的学问”到“社会学”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样，梁启超的“群学”也经历了“合群立会”到“西方社会学”的转变。如上所述，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萌芽主要源于师友的传授和学习，而后期的转变则要到后来的日本之行。 　　二、群学之用:引社会学入史学的研究实践 　　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起初是在求知问学、经世救国的时代要求下引入中国的，在怀着解决社会问题、探寻民族发展的学术实践背景下，历史学开始与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学的进化论、有机论、民众观等思想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转型，而在封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梁启超应用西方社会学于1902提出建立“新史学”，在“合群之学”的基础上“群学之用”迎来了历史的发展机遇。 　　(一)治史视野:以社会学者的眼光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的成就无疑是辉煌的，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开始，继而轮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史学著作的发表，都将他推向了史界巨璧的位置，目光远大、才学识兼长、影响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远远超出当时的人。梁启超纵论史学百家，深研历史，融会西方学科理论，厚积薄发，体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的特点，而这些成就都是在基于以社会学者眼光的治史视野基础上取得的。 　　(二)援引社会学理念所创获的史学变革 　　梁启超运用社会学理念所创获的最大成就莫过于“新史学”的建立，以《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为代表，呼吁对中国封建史学展开批判，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史界革命”。 　　三、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的价值及学术启示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其解释社会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被国内学者所重视，视之为救国的灵丹妙药，并发挥以用之。而在学术上，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已经显现出博大的胸襟，其海纳百川的学科特点更是将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揽入怀中，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社会学的理念和方法启示下，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开始呼吁和探索打破学科藩篱之道。梁启超无疑是当时学术变迁的先锋，对于引社会学入史学的实践深深地影响了学术发展的进程，而作为其代表的治史传统的变革，使得“近代中国史学界大致接受了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治史的这一西方史学传统，这是一种新史学，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所从未出现过的”，而作为极具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在今天看来依然历久弥新。 　　(一)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的价值 　　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至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大清无论政治、经济、社会都已经千疮百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得一部分先进的文人士大夫开始觉醒。他们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顺应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自觉学习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