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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 　　在熊铁基先生80华诞之年，我们欣喜地读到了先生的新作《汉代学术史论》，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触油然而生。这本大著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位耄耋老人的新作，更因其实现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提供了诸多启人心智的学术见解，而令人肃然起敬。作为后学，评论先生的大作实在是力有不逮，但确有不少感想欲一吐为快。所以，笔者不揣浅陋，把初步的阅读感受连缀成篇，以求教于熊铁基先生及学界同人。 　　一　探索学术史研究的新模式 　　熊先生在“前言”中说：“开始碰到的问题是：写一个老题目，如何能不一般化?能否与已有的学术史有所不同?”在课题研究之初，他就抓住了学术史的创新问题，要写出与众不同的学术史。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熊先生把汉代学术史研究的创新，定格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学术载体”研究，这是以前的学术史所不曾关注的;二是研究学术发展问题，要重视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的诸多因素，譬如要研究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三是注意汉代学术发展的综合性特征①。有这三个方面，熊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研究，就基本上与前人的研究区别开了，就可以成就一本别样的学术史，不再蹈前人之辙。这是作者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提出的研究路径，而其最后的成书，如何实现了这些设想呢?我们试做简单分析。 　　首先，关于“学术载体”的研究。这的确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前人的学术史著作中基本不涉及这一范畴。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这个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用了两章几近10万字的篇幅来进行讨论。作者开宗明义写道： 　　学术有载体才能流传，什么是学术载体呢?主要是两个：一是人，人的头脑;一是物，有文字图形的物，又主要是书籍，故书籍又称“载籍”……研究汉代学术史，从这最基本的载体---人和书问题谈起，也许更加牢靠一些②。 　　于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作者就对汉代创造与传播学术的学术传人以及学术思想赖以展示和保存的载籍做了系统考察。考察分为两章，即第二章“汉初的学术载体”和第三章“两汉学术载体的演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载籍的考察。从载籍的角度考察学术史，以往的汉代学术史研究中，只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①中有所提及。该著有一个专章“经书的编定与增加”，但仅有几千字的篇幅，并没有深入或展开。其他的汉代学术史著作，则几乎都不涉及这个问题。学术史不同于学术思想史，要全面展示学术发展的盛况、全貌，对载籍的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载籍研究应该纳入到学术史研究的范畴中来。而且，熊先生对载籍的研究也的确收获颇丰。他在第三章第一节“图书的集散与传世本的初定”中得出结论：“不可否认，先秦典籍在汉代大多已非原貌，有汉人以己意所作的各种改变，甚至参入一些原书所无的内容……传世先秦古籍，是经过汉人改定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②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结论，蕴含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本文后边还要重点分析。如果不是通过对载籍的系统考察，就无法对汉代学术的这一特点给予明确地揭示。所以，熊先生在学术史著作中提出学术载体的考察问题，是他的一个贡献或建树。 　　但是，熊先生对于“学术载体”的理解，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先生把学术创造的主体---学人，也作为学术载体来看待，似乎不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如果可以这样看待的话，那岂不是说，人是学术的对象物，学术借助于人获得存续和发展?学术是脱离人而独立自存的客观存在，而人的头脑只是学术存续的寓所?而事实是，人是创造学术的主体，离开人就没有所谓的学术。把学人当作学术载体，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的使用问题，笔者并不反对在学术史的范畴内，来考察人的问题，考察特定时期学人的状况，学术的传承。如果不把人的研究划入“学术载体”的范畴，而提出“汉代学人群体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是不是就可以完成熊先生提出的使命呢? 　　其次，关于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来研究学术的发展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方法论思想，即传统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论，是中国学界普遍遵循的方法论思想，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就笔者看来，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应用方面，熊先生的大著达到了前人所不及的水平。 　　自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学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一个人们共同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所有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概莫能外。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成就的，就是所谓的侯外庐学派。所以有人提出侯外庐学派的概念，就在于这个学术群体有他们突出的方法论特色。比如国内学界较早提出“侯外庐学派”的龚杰先生就说：“《中国思想通史》集中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特色和成就，其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在侯外庐学派看来，思想史应以社会史为基础，即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