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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国法下合同解释的进路选择 　　一、“文本主义”已死 　　英国合同法的传统合同解释规则对合同本身的语言文字非常重视，强调按照合同本身的条款和用语进行解释，形成了所谓的文本主义( literalism) 。文本主义是指进行合同解释时，要严格按照合同的语言文字进行解释，而不能考虑合同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即解释对象限于合同的“四角之内”。在最近的一系列案例中，法官运用的合同解释方法都宣告了对文本主义的抛弃，可以形象地说，文本主义已死。在The Antaios 案中，涉及对标准定期租船合同格式中的撤船条款的解释，该撤船条款赋予出租人在承租人未支付租金的情况下撤船的权利，该条款的关键语句就是“任何其他违约行为( any otherbreach) ”。然而，法院判决“任何其他违约行为”不是指任何其他违约行为，而仅限于根本违约。该判决显示了法官对文本主义的抛弃和对基于商业常识( businesscommon sense) 的解释方法的支持。在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判决的Premium Nafta Products Ltd v FiliShipping Co Ltd 案中，法院判决不再对仲裁条款中“由合同引起的争议”中所使用的词语“arising under”和“arising out of”进行区分。对此，Hoffmann 勋爵说，对二者进行区分于英国商事法律无益，法院这一新的决定是合理的。因此，很清楚，文本主义已死。当然，文本主义的死去不代表传统的合同解释规则已经完全被抛弃，只是那种完全局限于文本对合同进行解释的方法已经显然不合时宜。当下，Hoffmann 勋爵在ICS 案中确立并在以后不断运用和发展的新的合同解释规则与传统合同解释规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解释进路，其各有利弊，在司法实践中也各有适用，以下将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二、传统转向现代: Hoffmann 勋爵在ICS 案中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 　　( 一) Hoffmann 勋爵在ICS 案中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概述及理解 　　Hoffmann 勋爵在ICS 案中确立了五个合同解释的规则如下。 　　1. 合同解释旨在确认合同向一个有着订约时双方当事人均合理具有的背景知识的理性第三人传达的意思。 　　2. 正如Wilberforce 勋爵所指出的，“背景”是指或者包括订约时的语境，它必须是合理的能为双方当事人所知晓的。除后述内容之外，它一定包含理性第三人所理解的影响合同措辞的任何因素。 　　3. 法律排除当事人订约前的谈判和他们的主观意图作为订约的背景，除非是进行合同更正的时候。 　　4. 合同文件对理性第三人传达的意思与合同词语的意思并不一样。词语的意思是靠词典和语法来确定的，而合同文件的意思是使用这些词语的当事人在一定背景下意图合理使其所具有的意思。这种背景不仅能使理性第三人在词语意思不清楚的情况下选择词语的可能的意思，甚至可以使合同当事人出于某种原因而使用日常生活中偶尔发生的错误词语或句法。 　　5. 按词语的自然和通常意思进行解释的原则反映了一种常识性的认识，即我们不容易接受人们会犯语言错误，尤其是在正式的文件中。另一方面，如果可以从背景中得出合同语言出现错误的结论，则法律不会要求法官在解释合同时赋予合同当事人显然不曾考虑过的意图。Diplock 勋爵在The Antaios 案中更强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即如果商业合同中的语句分析推导出的结论违反商业常识，那么它必须让位于商业常识。Hoffmann 勋爵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关键在于确认合同当事人的客观意图，而排除其主观意图，正如Clarke 勋爵在Rainy Sky SA v Kookmin Bank 案中所说，解释合同，尤其是解释商业合同的最终目的在于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所表现的意图是什么，包括理性第三人所理解的意图是什么。为了确认当事人的这种客观意图，必须考虑当事人订约时的背景，也要考虑符合商业常识。自从1997 年ICS 案判决之后，Hoffmann 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被广泛援引，其成为英国法上确立合同解释规则的著名案例，更被誉为英国合同解释规则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 　　( 二) Hoffmann 勋爵在ICS 案中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的问题 　　虽然Hoffmann 勋爵在ICS 案中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被广泛援引，但是对其的批评也从未中断。笔者认为，该解释规则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性第三人的问题 　　首先，理性第三人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谁是理性第三人以及从何种方面确定他应被视为理性第三人是一个问题。有学者提出，所谓的理性第三人标准是指，当事人就合同的条款发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