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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一、作为一种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 　　尽管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发展越来越突出了技术的独立地位，也突出了技术哲学的学科特点，但只要技术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尚未获得强调，便很难从其所属学科中获得伸展。吴国盛指出，技术哲学只有成为一种哲学纲领，才能显示出“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因为它作为哲学纲领的旨趣“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形上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这里之所以强调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是因为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至少存在两种困境:一是中国自然辩证法长期以来主要强调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或方法论取向，它尽管在科学技术研究)意义上强调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特定关系，但它根本不可能赋予技术哲学以独特意义;二是在自然辩证法框架下，技术往往被认为是“应用科学”或“科学应用”，因而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 　　(一)现象学技术哲学 　　与技术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一样，技术的伦理哲学主要限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只不过前者更加关注技术的正面影响，后者更加强调技术的负面影响。其不同在于，技术的伦理哲学通过对技术的负面影响关注，更加强化了技术的意义认知。对技术的意义认知，中国技术哲学界逐步转向一种现象学视角。关于这种视角，国内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现象学技术哲学”，它是指现象学面向技术经验的哲学思考方向。这一领域从1990年代开始孕育，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开展的每年一届的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研讨会，渐渐取得一定地位。 　　(二)分析的技术哲学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被公认为是20世纪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两大哲学流派。目前国内科技哲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现象学支持技术哲学，分析哲学支持科学哲学。但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中国技术哲学作为部门哲学的繁荣和发展，有些科学哲学学者也开始介入技术哲学，力图以分析哲学为基础建构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似乎打破了这种哲学边界，并激发一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之争，凸显出分析的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纲领的端倪。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究竟为何。张华夏、张志林提出“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技术认识论和技术推理逻辑问题”，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 　　(三)解释学技术哲学 　　毫无疑问，无论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还是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它们都力图超越技术作为科学应用或应用科学的附属或附庸地位。从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之争来看，与国外技术哲学一样，中国技术哲学始终把技术的本质作为核心问题加以追问。在这里不管是常识性工具论的技术定义(如知识、钾能、经验等)，还是实体论的技术定义(如“展现”“座驾”“劳动”“价值”等)，都不过是技术本质主义。对于这种技术本质主义，有学者指出以本质性定义或普遍性概念寻找技术的所有情况中的共同要素，不仅不能产生任何哲学结果，而且还使人们将具体的技术情形看作无用的东西，因此必须要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来界定描述技术，如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的初级工具化(各种技术本质主义在这里对技术的本质给予规定)和次级工具化(各种技术与非技术因素此时得以聚集)就是这样说明技术的叫。这种去本质主义的技术界定方法，无疑使技术具有了可解释的弹性，并借此将技术开放给了解释学的哲学传统。 　　二、思想来源、传统文化与时代特色 　　通过以上考察可见，中国技术哲学正在从部门哲学向哲学纲领构建发展。但这仅仅是对中国技术哲学学科发展进程的一种线索梳理，而绝不意味着两者的完全分离。实际上，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纲领的出现源自部门哲学发展，部门哲学孕育了哲学纲领，同时部门哲学讨论的问题又可以包含在哲学纲领的相关维度中加以研究和探索。同时必须要看到，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发展是体制性的，已有相当发展也有较广的扩散，而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才作为一种“国际引进”刚刚兴起。如果说前者具有较大分散性的话，那么后者则需要深入。无论如何，通过这两条线索来梳理中国技术哲学思想状况仍然有挂一漏万之嫌，以下将进一步通过思想来源考察、传统文化关联和时代特色呈现等方面尽量给予弥补，也希望从中把握中国技术哲学的某些发展趋势。 　　(一)思想来源考察 　　中国技术哲学发展至少有两个思想来源，即意识形态要求和全球对话或学说交流。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特别是技术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尽管现在在名称上越来越为“科学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替代，但在学科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课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