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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能够在未来继续发展的一种信念，是其民族前进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张岂之先生最近谈到 ：“中国今日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刻。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张岂之 ：《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前景》，《北京日报》2013 年 11 月 11 日）张先生从文化的角度谈民族复兴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谈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张先生又认为 ：“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同上）在这里，张先生指出了历史学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近代，就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努力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近代史家们为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提出了种种有价值的思想。 文化自信何以有“重建”之说？盖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向来在文化自信上不成问题，古代的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的领导地位。孟子说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这种观念在史学上的表现也很明显，柳诒徵曾指出 ：“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史便是“世界史”，中国俨然为“世界”之中心。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无所谓“文化自信”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并没有一种中国文化以外的文化系统能与中国文化相抗衡。 然而，近代欧洲列强的侵略，在使中国蒙受巨大民族耻辱的同时，也在文化上给中国人敲了一记警钟 ：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是否优秀？中国文化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一系列问题猛烈地冲击着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灵。近代历史学家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答，并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 晚清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魏源著《海国图志》，他想要告诉中国人，世界上不仅仅有中国，还有其他文化系统，“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左宗棠 ：《重刻〈海国图志〉序》）。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所以梁启超说《海国图志》“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就是说魏源提出了中国文化自信重建的基本路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内。在魏源之后，黄遵宪、王韬等史学家发扬了他的思想，都主张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 20 世纪初，梁启超掀起新史学思潮，倡导“史界革命”。他在《新史学》中批判旧史学道 ：“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梁启超 ：《新史学》）他指出历史学的作用在于能够凝聚国人的精神，进而向着一种理想而奋斗 ：“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梁启超 ：《新史学》）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归根到底是要启发民智，激发爱国心，创造崭新的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发展，改变中国落后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史学的发展更加灿烂夺目。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的十六字纲领，并指出新思潮的意义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 ；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的主张，成为后来整理国故运动的滥觞，而顾颉刚所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则将胡适的主张付诸实践，他提出 ：“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 ；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 ；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这固是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顾颉刚 ：《〈古史辨〉第四册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实际上蕴含着对新文化的建设，其最终目的是要为民族复兴开出一条新路。胡适、顾颉刚等史学家，主张继承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的精神--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和清代学者的实证精神--对传统文化中迷信落后的成分进行批判，从而建立中国的新文化，进而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 同样是在五四时期，柳诒徵等学者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反思，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向心力中探讨其在文化自信重建中的作用。他在1919 年著《中国文化史》中直言：“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柳诒徵研究文化史，侧重于探讨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把中国文化史分为三期 ：汉以前为独立发展期，东汉至明末为中印文化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