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 项羽本纪》透露出来的平民价值观.docVIP

浅谈《史记?项羽本纪》透露出来的平民价值观 旷世杰作《史记》是个人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学者的良知来表达历史学中的美学追求，因而其是非评价标准并非完全受制于正统道德标准和主流价值倾向，这样，就使得《史记》能够以艺术的笔调写出历史人物对历史事件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从而使作品产生了逼真再现历史现场和人物性格的文学魅力，也使得作品成为了类似于《荷马史诗》《诗经》等能够见证文明的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著作。自《史记》开创正规记载历史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们都高度重视记载历史工作，并将记载历史工作纳入统治职责范围之内，于是，在中国全部历史著作中，除《史记》外，以个人观点写作的历史书籍往往只能被划归为“野史”范畴而仅作历史参考。我们当然无从再回到由司马迁个人总结历史的时代，但正因为如此，《史记》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个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真实的价值判断，经过岁月的冲刷打磨，往往便显露出作者超越同时代人思想境界的不同凡响之处。今天，当我们再次打开《史记·项羽本纪》，看司马迁对项羽这位悲剧英雄最后战死沙场的那历历在目的悲壮场景记载，似乎能够触摸到作者在写作时所寄予主人公的那股巨大的同情与感动的暖流。那些充满文学感染力的记载，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将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深厚的创作功力，另一方面更是让我们认识到了司马迁展现给后人的平民价值观念。 一、对儿女情长的认同 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讲，情感是人类社会区别于万事万物的根本标志，社会生活最本质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情感安置和发展需求，但由于社会是以阶层划分的，不同阶层的人对于社会以及生活的理解和需求是不同的，社会精英分子们处在统摄、领导社会的上层，他们的生活目的和全部努力更注重于改变社会结构、主导社会前行，因此，儿女情长通常只是作为完善生活的补充而已，一旦儿女情长与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相冲突时，他们会首先抛弃甚至毫不留情地扼杀掉儿女情长。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处于社会中低层人群来说，他们并不主导社会发展，只是被动存在而已，他们的生活目的更多地指向了社会生活本身的既定需求，即满足情感需求、满足儿女情长的生活目的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社会精英分子们与普通百姓们会以不同的价值观来对待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就秦末楚汉相争中的项羽而言，政治家毛泽东看到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普通百姓则看到的是“无情未必大丈夫，英雄难过美人关”。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可知，项羽不过是假借贵族之名而起兵反秦的众多平民豪杰中的一员，其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仍摆脱不掉平民百姓的范畴。唯如此，项羽兵败被围垓下面临绝境时，才有了霸王别姬的震撼场景：项王夜半起身以酒浇愁，“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失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为了让霸王无包袱突围，虞姬在悲切万分中舞剑相和，情到深处时毅然决然自刎。 项羽在生死存亡关头还带着心爱的女人突围，作为重要政治人物受累于儿女情长，显然是难以实现其政治作为的；但作为一个平民群体中诞生的英雄豪杰而言，他至死都不抛弃心爱的女人，钟情于儿女情长，又赢得了普通老百姓最广泛的认同。相比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一闪而过的大大小小的君王们，相比那些稍微得势就忘乎所以的古今权贵们，又有几人能够真心诚意地对待女人呢？因此，项羽能够被人们搬上艺术舞台而受到世代传唱，这绝不是偶然。历史是公正的，人民不会因为项羽在楚汉争霸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而贬低他，恰恰相反，却因为他能够在身居高位时还始终坚守平民本质而更加喜欢他。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文人学者们很少有人会关注、欣赏老百姓们所喜闻乐见的儿女情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超越了封建时代的思想意识束缚，通过开创性的为项羽作“本纪”这一创举，不仅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建构起了供世代传唱的艺术原型，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传递出了极为可贵的人本主义平民价值观先声。 二、对知耻仁心的赞颂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没有哪位政治人物能够一帆风顺地建立起政治伟业，起起落落本就是政治生涯的常态。然而项羽在完全有机会渡河逃脱汉军追杀而谋求东山再起时，想到的却是，“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河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呼？”项羽是深刻知晓兵败后将会带给他的国家、他的家族巨大的耻辱，他在生死关头没有推脱自己领导无方的责任，而是勇敢地接受了这种耻辱对人性的挑战，决心用战死沙场来慰藉内心奔涌的耻辱感。古人云，知耻而后勇，指的就是一个有道德仁心的人有勇气用生命来血洗自己的耻辱。项羽的这种仁心首先表现在，项羽意识到，兵败逃回江东，必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