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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乡村治理观偏差及其矫正 　　乡村治理观是指关于乡村治理目标、治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和治理方式的理念、价值观和基本观点。其中，治理理念和价值观居于核心地位，影响和制约着治理体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治理制度包括体制与机制，是治理理念的制度化。乡村治理观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正相关。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我们坚持不断地解放思想、创新理念的发展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但亦应清醒认识到，一旦治理观出现偏差，势必产生不良的治理效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乡村治理观偏差及其表现形态 　　在特定的因果关系链中，治理理念是治理变革的内生变量，落后的乡村治理念不利于乡村治理创新。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导向的地方政府治理和压力型体制导致了乡村治理观的变异和偏差[1]，乡村治理观的变异和偏差又强化了原有治理体制及其缺陷。近20多年来，乡村治理观偏差主要表现为： 　　1.服务观上的偏差。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及委托代理关系，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权力都应服务于公众并维护公共利益，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但实际工作中，由于压力型体制和基层政府公司化的双重作用下，往往趋向于功利性服务，或利用公共资源进行自我服务，即使一些普通性政务服务也要收取费用[2]。在压力体制和现行财税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基层政府GDP增长、地方财政增收、招商引资和经济开发成为重要任务。基层公共组织偏重于“为老板服务”，一般民众的政务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因而使小矛盾酿成大冲突，如“孟连事件”、“翁安事件”和“乌坎事件”等。 　　2.权力观上的偏差。治理权力观是人们关于权力现象的的总看法和基本观点。权力观的偏差实际上有违于人民主权原则，混淆了人民与“公仆”的关系，使拥有“治理权”的公职人员认为权力来源于上级组织和自己的政绩，进而认为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把权力当作对个别人效忠的工具，这是导致乡村治理中出现了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权力异化现象的根源。 　　3.稳定观上的偏差。在压力型体制尤其是在“一票否决”制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及官员往往把社会稳定问题作短期的简单处理，把“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硬任务”作为尚方宝剑，把民众正常的意愿表达、利益诉求或对政府一些不当行政行为作出负面评议都被视为对稳定的破坏与威胁，一律予以封杀，甚至强力维稳。[3]把稳定看作是没有矛盾的、没有批评意见、没有任何社会冲突的社会状态，这是一种静态稳定观，实际上是有害的稳定观。 　　4.治理价值观上的偏差。基层治理价值观的偏差主要表现为：不是把增进乡村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福利和民众幸福感作为乡村治理的首要价值目标，而是把GDP增长率放在优先位置，把政府及官员的政绩作为首先考虑的治理目标;不是把公共安全和公民健康作为重要政绩来考核，专注于人均GDP增长、人均GDP多少，使政府及官员理应优先持有的乡村治理价值观却因为政绩考核和GDP增长竞赛而被忽略。 　　5.发展观上的偏差。主要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发展主义”迷思，殊不知“发展主义”与“发展”是有本质区别的。“发展”是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包括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增强幸福感、改善环境生态等，而“发展主义”是则把“发展”视为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 　　二、乡村治理观偏差产生的诸种负面效应 　　乡村治理偏差引发的负面效应是多方面的，既有实践层面的不良后果，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公共安全、“三农”问题、干群矛盾、群体性事件、公共服务能力弱等，也有精神、观念、文化层面的负面影响。为与论题内容和研究对象相契合，在此重点概述如下三方面的后果。 　　(一)公共行政精神缺失 　　弗雷德里克森曾指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应建立在遵守宪法、强化公民精神、回应公众诉求以及乐善好施与爱心之上。这一思想最为核心内容可概括为政府服务于公众的“公仆”意识、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国内有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民主、法治、公正及公共服务这四方面。[4]在压力型体制和基层政府公司化的影响下，乡村治理的公共行政精神严重缺失：其一，权力由上而下运行，行政重心在于完成上级任务指标，对上而非对下负责;其二，县政体制改革滞后，行政、经济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集权现象;其三，对公共行政“公共精神”的忽视乃至衰微是行政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已展开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但几乎每一次都忽视价值与精神层面--公共行政精神的塑造，这种缺位无疑是造成基层政府“公共性”弱化的重要原因，其极端表现是公权私有和私用，进而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这一政府理应持有和维护的“公共行政精神” 　　三、矫正乡村治理观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