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末民初的教育革新与启蒙教材.docVIP

浅谈清末民初的教育革新与启蒙教材 　　“教材(教科书)课本，指的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材作为近代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它的诞生是近代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我国历史悠久的科举时代，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是不存在的，更无从谈起有近代学校所必需的教材(教科书)了。科举时代从事教育的机构主要是书院和私塾，它们的任务除了承担教育启蒙，最核心的就是科举应试了。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是历代学子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相对于以往基于血缘世袭关系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它对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制和它所依附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逐渐变得僵化和腐朽，特别是到晚清时已俨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而19世纪下半叶的满清时期正好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内部积弊难返，矛盾重重，外部强敌环伺，步步紧逼，被李鸿章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科举考试取士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了。面对严峻的统治形势，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提出的策略就是“变”，即向西方学习，以变求存，以变求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痛感战争的失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坚船利炮，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但由于总总原因，该策略并没有得以实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催生了洋务运动。战争的再次失败让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官僚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了，必须要付诸实施。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希望通过模仿学习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甲午战争的结束，同时也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泱泱中华”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让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维新派开始检讨洋务派的治国之道，他们明确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学习西方首先要对洋务运动进行反省，在此前提上把学习重点放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维新派认为要变法，要培育人才，要兴学，关键在于废科举，从而就提出“兴民权、立学校、开民智、改革官制”的维新变法内容。具体来讲，就是要求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力输入西学(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启蒙教育，建立新型学校体系，改革文化教育制度来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以此来富国强兵，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现状。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戊戌变法仅仅维持百日而失败。维新变法失败，让形势变得更为严峻，旧有的统治模式也更加难以为继了。在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清政府在1901年被迫推出所谓的“新政”，宣布以教育改革作为“新政之大端”。自此以后兴办学堂、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官派留学等新政频出，这些措施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传统教育的发展轨迹，使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开始慢慢走上新的历程。 　　一 　　废科举，兴学堂，伴随而来的就是要求学制的规范化。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学制是“壬寅学制”。它是由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902年拟定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付诸于实施。在1904年，湖北总督张之洞和管学大臣张百熙等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这在教育史上被称之为“癸卯学制”。这是由清政府正式颁行并在全国以行政命令形式加以推广的学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首个比较完整并得以付诸实施的学制。1905年8月，在形势所逼之下，袁世凯等大臣联名上书慈禧太后，奏请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开办近代学校。慈禧为首的清廷斟酌良久，最终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颁布上谕：“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条上谕极其重要，它宣告了自隋唐以来长达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终结，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上而下的癸卯学制颁布以后，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04-1905年，全国小学以上的学生人数一下子发展到1903年的8.2倍，1903-1909年间，学校数由719所增加到52348所，增加了73倍。”新式学堂发展如此迅猛，和当政者极力推动不无相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一份四川提学使司发送给嘉定府的公文中明确提及：“经拟定调查表式，以场分之繁简，户数之多寡均分四等：凡场五百户以上，千户以下者曰最繁，应设四年级小学三四所，三年级小学五六所;百户以上五百户以下者曰繁，应设四年级小学一二所，三年级小学三四所;六十户以下曰中，应设三年级四年级小学各一所;五十户以下曰简，应设三年级小学一所;又各场每五十户内富户较多者，应设四年级小学一所;通饬各属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