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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死缓制度的合理性反思 　　虽然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下简称死缓)制度被誉为新中国刑法立法上的一大创举，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该制度在适用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①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学者就明确指出，死缓制度己经不合时宜，并且在适用中易导致一系列问题。②这种观点立足于废除死刑的基调，并充分注意到当时我国经济、政治等形势以及刑事政策的变化，在当时可谓极有远见。遗憾的是，在该学者提出该观点之后我国经济、政治等形势的变化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因此该观点很快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迄今为比，我国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死缓制度是限制死刑的有效机制，他们在研究死缓制度时关注的都是该制度在适用中的技术性问题，至于该制度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则很少去思考。鉴此，笔者试图从检讨死缓制度适用的效果着手，分析死缓制度与现代法律价值理念的关系、该制度的现实可行性以及该制度的规范表述中存在的问题，由此揭示该制度是否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限制死刑的有效途径。 　　一、死缓制度的适用易导致多种弊端 　　时至今日，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死缓制度具有限制、减少死刑的功效。③其理由是:由于适用死缓制度，一些本该被处死的人因此保住了性命。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死缓制度具有实践理性的景象:死缓制度的适用使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正是基于对这一景象的向往，我国不少司法实务工作者和学者都将死缓视为废除死刑的一个替代性措施。然而，当我们在肯定死缓制度的立法有助于减少和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总量时，还必须对死缓制度适用的社会效果保持清醒的认识。因为司法实践告诉我们，适用死缓制度的社会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该制度的适用易导致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现实问题。 　　(一)死缓制度的适用易助长死刑判决的数量 　　死缓在效力上介于无期徒刑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在涉及生与死的政治考量中，特别是当案件出现证据存疑、社会压力较大等问题时，法官往往会权衡以下因素:(1)作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是否符合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2)作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是否存在错判的可能;(3)不作出死刑立即执行是否会激起民愤; (4)不作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是否会导致受害方上诉或者上访。 　　当法官而临重大职业风险并且陷入两难处境时，最明智的做法自然是对被告人作出死缓判决以规避风险。因为死缓从法律性质上讲仍然属于死刑，①而这样的判决也算是给社会民众和受害人作了一个能令其接受的交代。此外，由于死缓在实际效果上相当于无期徒刑，因此作这样的判决能显示法官具有仁慈之心且也不违背法律政策的规定。由上述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理性思考，更愿意选择适用死缓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当然，从严格司法的角度看，法官也可能对一些本来不应该判处死缓的被告人作出死缓判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死缓制度的适用很可能增加死刑判决的总量。 　　(二)死缓制度的适用易导致司法不公 　　当法官作出死缓判决时，会导致宣告刑出现形式与实质上的矛盾，即死刑判决形式上的增加和监禁刑判决实质上的增加。宣告刑形式与实质的冲突以及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别为司法裁判不公正提供了空间。在绝大多数非法律人士看来，死缓制度的作用并非为了减少死刑，而是为贪官污吏提供了一个免死的途径。因为死缓制度适用的对象主要是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对于故意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类型的犯罪分子则很少适用该制度。②而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适用死缓制度也是该制度屡遭垢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收集的部分被判处死缓的受贿犯罪分子的数据资料也证明了该制度的适用存在不合理性。图示如下:③ 受贿犯罪分子被判处死缓的情况比较普遍。抛开犯罪分子先前的职位、是否有减刑等影响量刑的情节等因素，仅从认定的犯罪数额看，就给人们留下了司法不公的印象。①这些犯罪分子涉案金额多的上亿元，少的不到1 000万元，但是他们都被判处了相同的刑罚-死缓。如果再把这些犯罪分子的犯罪与那些因贪污受贿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进行比较，那么也会发现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认为，导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而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国死缓制度的立法不合理。对贪污受贿类重大犯罪分子多判处死缓，是因为对该类犯罪分子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而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该类犯罪又规定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并且该类犯罪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极大，足以亡党亡国，所以从立法上规定死刑也是震慑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需要。这样，判处死缓就成为保持刑法威慑效果的一个“手段”。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做法并不合理。 　　另外，从死缓惩罚的边际威慑力看，该制度的设立也难言公正。因为当我们对贪污、受贿1 000万元的犯罪分子判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