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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礼乐哲学论纲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既文化多元又趋向全球化的时代，但任何民族若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其他民族在文化的交流碰撞间保有并大力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特质仍然至关重要。而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及其特质的彰显，关键要素就是该民族的哲学。哲学的发展虽然具有适合于全人类的普遍性，但不同民族的哲学体系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高清海先生曾撰文指出: “‘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平。”因此，高先生强调: “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而激发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机对此意义十分重大。这一哲学的时代课题就内在地要求我国哲学界在本民族已有文化与哲学成就的基础之上，让老树开出繁华绚烂的新枝，“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 　　一、“礼乐哲学”的形成 　　礼乐起源于上古时期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萌芽、发展与成型则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历史积淀和无数古圣先贤提炼加工的结果。在我国的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人类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已有了大幅提高。原始礼乐经过夏、商两代的因革损益，到此时已是 “郁郁乎文哉”，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从西周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统治者都较重视礼乐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如 《左传》中多次提到 “礼，王之大经也” ( 《昭公二十五年》) ， “礼，国之干也”( 《襄公三十年》) ， 《国语·晋语四》也强调“礼，国之纪也”，等等。与此同时，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 《礼记·乐记》) 礼乐也是考察统治者国家治理状况的重要依据。因此，礼乐一直都是统治者培养人才的基本教程，为 “六艺”的一部分。如 《周礼·地官》说: “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 ‘六艺’: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 ( 御) ，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国语·楚语上》则谈到礼乐于贵族子弟的教育作用:“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 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故而孔子指出: “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 ，明确道出了礼乐在培养统治人才、教化社会风习中的意义。而文、武、周公的时代，从孔子等人的追怀与歌颂来看，似乎也是一个文治武功均相当完美的礼乐社会，成为了后世儒家政治理想的化身。尔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礼乐都蒙受了思想家们的重点关注。 《汉书·礼乐志》说 “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得到了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们的广泛认同。 　　二、“礼乐哲学”的概念与性质 　　那么，何谓 “礼乐哲学”呢? 我们认为，一切基于礼乐的立场或以礼乐为研究对象作出的哲学阐释与发挥，都可名为 “礼乐哲学”。它是对传统礼乐的哲学意蕴及相关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其内容既包括关于礼乐起源与发展的哲学探讨，也包括对礼乐经籍、历代思想家的礼乐思想之哲学蕴涵的发掘与升华，还包括对诸如具体的礼乐名物制度、礼乐实践行为及礼乐文化现象等的哲学依据与内涵的辨析提炼，等等。 　　三、“礼乐哲学”之内容体系建构 　　礼乐哲学的主体内容是: 在由礼、乐所构成的思想世界里，古人关于自然与社会、人伦与物理、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等问题的本质和关系的认识。“中和”则是礼乐哲学的本体性概念，并贯穿于这一内容体系之中。如 《礼记·乐记》反复强调: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论伦无患，乐之情也; ……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可见，“中和”实乃礼乐的核心精神，礼乐为 “中和”理念与精神的主要载体。 而 《礼记·中庸》道: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者从人类道德心理与情感之 “中”的不偏不倚、勿过勿不及，到人类社会行为之 “和”的合礼中节、和谐有度，再到由之而成的天地万物的秩序井然、共存共荣，在儒家礼乐文化及礼乐思想的大背景中建构起来了一个以 “中和”为“大本”与 “达道”的心性 (“喜怒哀乐之未发”) 、社会 (“发而皆中节” “天下”) 及宇宙(“天地”“万物”) 三位一体的观念体系。在此，“中和”无疑是生发和建构这一观念体系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准则，乃 “华夏民族生存智慧与人文理性的高度凝练和展现”。而在礼乐哲学的具体范畴里， “中和”必然也是贯彻其始终的。 　　四、“礼乐哲学”的演化与研究范式 　　礼乐哲学作为礼乐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哲学之主干内容之一，它的发展演化既是哲学的，也是历史的，完全符合整个中国哲学与哲学史的发展演变规律。杨国荣曾说:从中国哲学的演化来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家总是以已往的哲学系统为前提、背景，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新的哲学观念。相对于已有的、历史中的形态而言，这种新的观念系统首先具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