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政治与吏治腐败的探究.docVIP

清官政治与吏治腐败的探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中，“主圣臣贤”式的所谓“清官”政治，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推崇。这不仅仅是由传统政治架构的权力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包涵了政府与民众对官员社会责任与个人魅力的诉求，即高尚的个人品格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形成社会表率，从而进一步将施政效果放大。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无论是在传统政治架构的运转，还是政治价值的认同中，“吏治”一直是重中之重。历朝历代无不把吏治作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尽管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的精神与物质层面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依然是社会主流思想的坚硬内核，因此，重视吏治的政治传统也一直贯穿其间。“清官政治”这种传统政治理念中的所谓“理想状态”，仍然是社会大众的主流期盼，同时也是清廷从舆论到行动的追求。然而这一追求的背后又是何种常态呢？ 晚清官场，贪贿成风。政以贿成已然成为当时的一种政治常态。除却日常的咀嚼外官、部院应酬、冰炭两敬等官场陋习之外，凡交结王公、补缺实授、报效邀宠等也都明码标价、贿赂公行。道咸时期的官僚张集馨曾经在自己的回忆体笔记中，提到了自己对当时北京官场的印象：“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能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到临别出京时，还要多有馈赠，“分其薄厚各家留别”，甚至有很多“漠不相识，绝不相关”的人，也纷纷“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明目张胆地索贿。而多数地方官慑于京官“天子辇下”的舆论优势，也只能“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然而即使这样，“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这还仅仅是地方官员进京时候的一种礼节性的开支。平时的门包、报效等名目繁多的“陋规”，即使如恭王这种颇负时望的所谓“贤王”都不能免俗。而时人在臧否人物的时候，也只能以纳贿多少来评判今夕：光绪初年，“督抚入京，应酬政府，人不过三四百金”；而到最后，“指缺进贿，直与交易无异”，且“恐货币不足以动心，有借衽席为媚献之地”，行贿的数量与方式愈发下作，“愈趋而愈下”。在这种恶劣风气的侵蚀下，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在不断下降：“性情暴戾，声名平常，阘冗因循，一无知觉，转得高牙大纛，久任封疆。”或者“并无大优，而舆论又不甚洽服者，亦复不数年致身通显”，而久经历练的官员，则多“未闻有力陈政绩上达宸知者”。吏治的败坏，已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对传统的政治理想的诉求与恶劣的政治现实，加上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得整饬吏治成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而李秉衡正是对这一问题深有认识，且积极实践的地方大员之一。 李秉衡，字鉴堂，“起家牧令，洊任封圻”，历仕咸丰、同治与光绪三朝。由于“性刚直”，且朝中并无奥援，因而仕途坎坷，一直徘徊于州县末流，属于仕途并不得意的一类官员。尽管如此，李秉衡仍然一反当时官场事事推诿、上下弥缝的恶劣官风，事必躬亲，勤于理政，并因为居官清正、恪遵操守而被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誉为“北直廉吏第一”，是清末著名的疆吏。 李秉衡居官清廉久已为之。早在其出任州县期间，就以廉声闻诸官民。其官宁津县与知冀州时，都曾卓有政声，至两地分立德政碑以颂其操守。《宁津县志》所载《李公德政碑》文中称其“不爱钱、不徇私”；《冀县志》所载《李公德政碑》文中称他“汰冗役，裁陋规，绝苞苴，禁需索”，都是对他任职当地期间整肃地方吏治的写照。后李秉衡官至山东巡抚，“山东人闻其将至，酒馆衣庄同时歇业者凡十余家”，其廉声远播若此。他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信仰贯穿其政治生涯中的方方面面，这使得他在实现个人政治追求时带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即对政治道德的理想化追求与践行。而这种追求与践行的主要表现，则是他对任所吏治官风的整饬。 李秉衡素来重视吏治，起身基层的他对于“治乱”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天下之治乱，视乎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视乎守令之贤否。监司又守令之效法，均不容有贪墨便辟者滥厕其间。”这一见解实际上是将统治秩序的稳定、基层民众的社会安全感、以及各级地方官员的个人素质联系起来，即民众对社会安全的诉求，直接决定了统治秩序的稳定；而这种社会安全感的产生，又来源于基层官员的个人素质与政治操守。因此，严格考课地方官员--特别是身处基层的州县官员--的行政水准与政治操守，就成了保障统治秩序稳固的关键环节。李秉衡对这一环节颇为重视，对不职官吏多有参劾。如其抚东期间曾两次参劾的不称职州县，即多为“昏谬乖方，声名甚劣”者。将这些参案中对所参人员的评价进行归纳与比较，可以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贪墨渔利”“仗势妄为”与“丁书用事”三方面。这既反映了晚清政治环境中基层官员政治素质的低下与基层政治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