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早期英国文化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docVIP

研究早期英国文化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 　　作为一个指称，英国文化研究从来就是差异丛生、众声喧哗的“复调合声”，即使是名声显赫的伯明翰学派，其内在的分歧与论争也几乎从未消停过。可以说，不同思想观念间的论辩、交锋、对话，J哈恰构成了文化研究保持活力的源泉，并激发愈来愈多的思想话语进入公共场域，为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在英国文化研究早期被称之为“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中，E. P.汤普森以社会历史学家的身份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声，对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定义展开批判，并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定义的多重而向。 　　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出版后，英国知识界反响强烈，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长期革命》。该书尝试将文化分析“理论化”的意图尤其遭到垢病，被指责的症状还包括“社会学色彩太浓”，“故弄玄虚的理论滥用”，“欠缺恰当的批评方法”等等。在这些批评声中，汤普森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撰写了一篇言辞激愤的文化“批判书”，刊登于1961年的《新左派评论》(第9、第10期)。这篇论战檄文被奉为经典文献，至今仍然对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汤普森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而:其一，威廉姆斯在论述大众出版物时忽略了工人阶级运动研究史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特性，出版物与民众运动的关系，所有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考察对象多有纸漏，比方说在分析1840年代的文化时，完全没有涉及颇具影响力的工人阶级报纸《北方之星》(Northern Star);择取的视角和对象也比较武断，并且用主导/从属的情感结构概念“遮蔽了冲突之所在，最大可能地缩小了缺陷和失败”川77。主导的社会特征和日常经验的丰富性被一系列因素伪饰起来，“整体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研究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比如的意识在此时可说是‘亚政治的’即由迷信或不自主的非宗教状态、偏见和爱国主义所构成”有意味的是，汤普森关注到手工工人才是劳工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作为社会激进力量的核心场域，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劳工运动’。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描述，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 　　此外，汤普森将日常经验、阶级意识与激进主义政治勾连起来，一方而强调大众出版物之于激进主义政治的意义，一方而重绘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地形图，赋予文化一种抵抗霸权的量能。汤普森综合调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从档案、会议记录、手稿、通信、报刊、政治宣传手册等多元渠道广泛搜集材料，具体论述涉及农业工人和手工工人的饮食、住家、健康、宗教道德、闲暇娱乐等方方面面，试图从宗教意识形态、日常生活、阶级斗争、法国革命等主客观因素探析工人阶级阶级道德情感和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揭示出“工人阶级不仅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在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以大众出版物为载体的激进主义文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卡莱尔呼吁出版自由，欧文将工业革命的经历与大众的激进主义提升为理论，再加上工人读写能力的明显改善，《黑矮人报》、《人民之声报》、《挑战者》、《毁灭》等刊物“尽管……并不宣称自己是‘激进的’，但却迎合了广大激进派公众的需要”。 　　最后，汤普森勾描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手工工人的民间文化习俗，诸如集市、节庆、独特的民间仪式等，他们继承传统并有所创造，这些被汤普森认为是英国最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以匿名信、焚烧模拟道具、迅速行动等表征方式绘就了一幅“道德经济学”图景。工人阶级正是凭借这些丰富的日常经验、大众文化与激进主义政治，书写出一种截然不同于浪漫主义批判的“激进抵抗”模式。 　　如果说，以霍加特、威廉姆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第一代新左派通过重构一种“文化与社会”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再度发掘工人阶级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有效消解了文化的等级制度，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与英国“文化-定明”传统形成明显的“断裂”;那么，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则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欧陆理论的涌入与英国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剧烈的张力关系，由此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争，这显然构成了又一次“断裂”。 　　两代新左派的“宿怨”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的“人道主义”论争。安德森尤其反感第一代新左派所鼓吹的人道主义与“积极中立”原则，认为其经验主义色彩过浓，理论极端贫乏，无法为1960年代勃兴的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提供有效阐释。此外，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分化-中苏关系破裂、古巴革命兴起、英国核裁军运动式微、越南战争等等-使得安德森愈发感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偏狭无力，寄希望从欧陆引进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从而改变新左派“理论贫困”的现状。 　　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