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正统观与东晋南朝时期的史学.docVIP

研究正统观与东晋南朝时期的史学 　　中国古代正统观念，发韧于先秦时代，两汉时初步成熟。此后，历代均有政治家与学者不断加以阐发，推动着正统观念的历史发展。近代以来，先有梁启超((i}正统》等专文，继有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专著的出现，又推动了正统论研究的深入。正统论既是一种政治思想意识，也是一种鲜明的历史观;既是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阐述，也是封建社会史书撰述的指导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统论成为一个时代课题。对于这一时期正统观念在史学中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作过专题研究①，这些研究为深入探讨正统观念与东晋南朝史学撰述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东晋南朝时期，正统观念的思想内涵是有一些微妙变化的，这个变化也在东晋南朝史学发展中体现出来，本文即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以探究，敬祈方家指正。 　　吴怀祺先生认为南朝时期正统观的实际内涵有两个层而:“一是王朝的统闰，一是民族的观念，这二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②实际上，东晋时期的正统观念内涵也在这两个层而上。不过，由于东晋内外矛盾与南朝时期有着结构性的差异，这两个层而对史家思想和史学撰述影响也各有不同。东晋时期正统观演变最大特点在于，从东晋初期到东晋中叶，在王朝统闰层而上出现了“晋承”。 　　王导的奏疏强调了晋受魏禅以证正统，稍具与北方政权对话、抗争之意，而除此之外，似并未能明显见出北方政治与史学活动对东晋史学建设的影响。实际上，东晋史官的初建，可能与石勒的相关史学活动的刺激并无关联。①司马睿称帝前，憋帝曾遣使者至江左，《书》卷六((}帝纪》云:“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憋帝诏曰:“··…肤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指诣相，具宣肤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倘若此事属实，则憋帝实己明确表白将国统传于司马睿之意，有此诏令显然比刘聪得国玺更具实际意义;若此事乃虚拟，则说明东晋君臣己在传国继统上造足了舆论。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北方诸割据势力正纷争不休、迭兴迭亡，并无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与南方政权作争正统的宣战。是以，东晋初年元帝君臣与北方争正统的意识可能存在，但显然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东晋正统观念的重心仍是在皇朝统闰层而上，仍着意于西晋灭亡、东晋中兴在正统地位的传承上，至于民族层而上的阐发并不特别看重。 　　“越魏继汉”的正统观与习凿齿的史学撰述 东晋中叶正统观念新发展，突出地表现史家习凿齿的史学撰述中。他的正统观在古代史学正闰观发展历程中有着特殊地位，他所著的《晋春秋》专史和“晋承汉统论”奏疏相为呼应，集中阐发了“晋越魏继汉”的新正统观，颇为后世学者所关注。 《晋春秋》约成于东晋穆帝时期，主导观念是强调晋室越魏继汉的绝对正统地位，换言之，《晋春秋》是在“晋越魏继汉”的正统观指导下对汉晋历史作了一次重整。②“晋承汉统论”则是习凿齿正统观念的理性总结，他在临终奏疏中借问答方式展开阐述: 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 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请为子言焉。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 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蟆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倪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 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 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 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 勋件古烈，丰规显柞，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轨二汉。 　　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 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习凿齿“晋越魏继汉”的理论架构是如何构建的呢?从上引可见，习氏以“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来否认曹魏的正统地位;以晋宣、文、景、武诸帝历代经营、最终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来肯定晋室的正统地位。又以“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来否定陈留王曹负禅国于晋武帝的历史意义，又据“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为认知原则，反话“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从而回答“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及之见废，晋道亦病的困惑，解释了”晋越魏而继汉”的可能性与当然性。 　　南北朝时，南方夷夏有别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而北方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