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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绪动态平衡的机制 　　社会情绪(social emotions)是指大多数社会民众，在某一时间段内针对某一必须共同应对的社会事件产生的共同感受，这些感受会通过情绪感染、分享等多种的方式，成为社会的整体性情绪体验。这个概念强调了由于社会民众共享的情绪反应，使得他们在整体意义上具备了新的群体性和团结性。有助于说明微观社会现实水平上的情感能量，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怎样生成使得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的力量。 　　一、社会情绪的动态平衡 　　从情绪的社会功能主义(social functionalism)观点来看，情绪塑造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个体--群体--文化之间发挥着适应性功能。近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情绪对社会行动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各种社会突发事件发生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很多学者认为瓮安事件具有泄愤性特征(于建嵘，2009)，这一群体事件中的冲突和泄愤行为是人们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消极社会情绪的集中爆发(马广海，2012)。在大部分人口中扩散的愤怒就像一个一触即燃的火药桶，不仅如此，其他的情感，比如集体羞愧、内疚、悲痛、悲伤、甚至疏离感都是启动社会变革运动的根源力量(Turner, 2011)。然而，无论从个体情绪调节的视角来看，还是从社会情绪的变化发展来看，简单的防御性抑制不仅不能调控社会情绪，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增强某些情绪，进而形成社会情绪的抑制性增强以及转化为其他新情绪的失控情形。 　　不论是个体情绪还是社会情绪，一旦产生，就会进入动态变化的序列之中(Gross Barren, 2011)。在这种动态变化中，有三个方而的要素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是情绪的性质，如从羞愧转换为愤怒;二是情绪的强度，如从低强度转化为高强度;三是情绪的指向对象，如从针对某个人转换为针对某一社会组织。这三个方而的变化，既可相互独立，也可联合共变。我们从社会情绪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性，提出社会情绪的动态平衡理论，即怎样调控社会情绪，消解其转化为引发恶性社会事件的可能性，并成为社会正能量产生的契机。所谓动态平衡，是指正确应对和引导已经产生的社会情绪，使之在性质、强度以及指向对象等方而发生有意义的转换。 　　二、社会情绪动态平衡的机制 　　公众防御和处理社会情绪的机制，也恰恰是实现动态平衡的可能机制，这多个机制既可独立发挥作用，又彼此交互影响，以合力的形式影响社会情绪的动态变化趋势。 　　(一)防御策略的类型 　　著名社会学家特纳认为由于防御策略的不同，基本情绪及其复合形式(羞愧、内疚)等既可能转化为较低或较高强度的愤怒，也可能转化为积极情感，并且指向对象上也可能发生变化。强度较高的攻击性的负性情感，比如愤慨、正义的愤怒、复仇等是由于羞愧(内疚的成分较少)的抑制而产生的，这些羞愧在一部分民众长期的互动中反复地发生。这些羞愧的发生，是因为他们在互动中不能满足期望，并且受到惩罚，这些互动通过所处的社团进而嵌套于资源分配的体制领域之中。特别是这种条件下，自我无法通过角色获得证实并且交换中获得的效益持续地低于人们知觉到的“公平分配”的标准，人们将体验到愤怒，但是如果此时恐惧和悲伤也同时被激活，那么羞愧感和疏离感也可能发生--特别是不能满足关键体制领域的期望、受到惩罚成为习惯性的和长期性的时候。为了保护自我，羞愧感被抑制并以愤怒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愤怒情绪会进一步转换为满意--高兴与警觉--愤怒的复合形式--正义愤怒和复仇愿望。 　　从防御策略的性质来讲，通常来说，抑制、否认等消极防御策略通常会成为情感恶性变化的动力机制，而合理化、升华等积极的防御策略通常可以有效地转换情感所包含的破坏性力量，成为社会正能量的发生源(Roth, 2014)。例如，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及时地引导美国民众把对恐怖袭击的恐惧，转换为对消防队员英勇精神的敬佩、与恐怖主义战斗的信心、对敌人的正义性愤怒。而研究表明，以色列民众的政治偏激(political intolerance)现象的根源是对巴基斯坦的群体憎恨，但这种情感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更为合理的防御性加工。 　　著名社会学家舍夫认为由于过度防御，人们可能受困于“羞愧--愤怒--增强的羞愧--增强的愤怒--羞愧进--步增加”的循环之中，每一次愤怒的爆发都导致羞愧的压抑，因此导致愤怒爆发的增强，进而导致更强的羞愧。在这个螺旋循环中，最初的起点是羞愧被否认，如果否认发生在个体水平上，这种循环将以个体自传体的形式流传给下一代，例如，一个虐待孩子的父亲或母亲经常使用让孩子愤怒的言语和行为羞辱孩子，迫使孩子否认羞愧，当这些孩子成年后，将对自己的孩子也产生敌意。如果羞愧的否认发生在社会多数民众中，那么，累积的愤怒可以成为社会水平上的攻击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