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论对唯物史观早期在中国传播起到的作用.docVIP

社会进化论对唯物史观早期在中国传播起到的作用 　　戴逸先生在为夏曾佑先生的名著《中国古代史》所作的总序中说，进化史观的引进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并认为:“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由此可以看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历史观先后实现了两次重大转型:先是从传统史观转到进化史观，再从进化史观转到唯物史观。如果说进化史观是模拟自然演进史的话，那么唯物史观则是一种自觉，认知到了社会史与自然史之不同:“社会有人参与，有主观参与，内容更加复杂。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是对进化史观的超越。目前学界有一个公认的观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唯物史观是从接受社会进化论开始的，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会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个理论形态。但问题在于:中国先进知识群是如何从社会进化论走向唯物史观的?戴逸先生说唯物史观相对进化论而言是“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并“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李泽厚先生认为唯物史观之所以能替代进化论是因为前者对于先进知识群来说有两大突出的优点:“第一，它更为具体地实在地解释了人类历史，……具有很大的理性说服力。”“其次，就具体内容说，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而这一传统为接受唯物史观提供了便利。第一点无疑是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观演进的;至于有乌托邦传统是不是接受唯物史观的必要条件还需要充分论证，因为有乌托邦传统的民族并没有接受唯物史观，或者没有乌托邦传统的民族却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例证是存在的。己故美国教授费正清认为中国知识界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唯物史观的原因可归纳四点:1、生物学方面的进化论，以至于社会进步的概念;2、康有为的三个时代的经典学说，就是说天下混沌到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的演进;3、达尔文的各国之间适者生存的斗争思想;4、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思想(恐怖主义除外)以及个人从家庭和国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很明显，这是一种从思想到思想的转变路径。如果细理中国近代史实践脉络就会发现:从思想到思想的阐释并不充分必要。从逻辑上讲，走向某种理论的深层次原因应是历史现实的需要，而理论自身的特征仅仅只提供了某种选择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有了某种心理需求未必就一定会走向某种理论，或并不因为某种理论具有较高的层次，就一定会走向它。因此，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走向某种理论是一个实践问题。本文秉承这一方法论探寻中国先进知识群是如何从进化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 　　一、清末民初寻求进步的努力:进化论兴盛 　　“进化”理念是公共思想资源，它可与“改革”结合在一起，称之为改良的或渐进的进化观;它也可与“革命”结合在一起，称之为革命的或激进的进化观;还可依据“进化”在不同领域来划分若干类。但不论是哪种进化观，它们都是附着在“进化”理念之上，根据现实情势、具体意图、思辨理据等对“进化”所作的不同阐释，且都无法剥离作为“进化”底色的“天演”意蕴。 　　在西方和中国一样，“进化”与“进步”二词通常被混用，且源远流长。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认为:“古希腊人，如阿拉克西曼德和恩培多克勒就提到过它。……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有名的作家布丰，以及其他杰出的启蒙哲学家，包括狄德罗和莫佩尔蒂思索过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性质。”甚至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漠·达尔文也提及过进步。但在查理·达尔文之前的先驱们却“没有一个人论证实际的物种演变。另一美国学者浦嘉珉认为，在早期基督教及其之前的犹太教传统里也许可以找到进化或进步的渊源。 　　据金观涛、刘青峰先生对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研究，认为在中国最早使用“进化”一词的是康有为。他在1879年的一句诗中这样写道:“世界开新逢进化，贤师受道愧传薪。”但只有在1895年严复使用“进化”一词之后，“进化”这个词的使用才日渐兴盛起来。而“进步”一词在中国的使用较早，1841年裕谦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奏英船又来浙之谣会督防剿折”中提及“进步”，但此时的含义是指得寸进尺。现代意义上的进步，即指人或事物向前发展，比原来要好，最早见于1866年威妥玛的“说帖”中有“较前稍有进步”的表达。1895年后使用渐增。这恰好与甲午海战失败倒逼清廷朝野反省相对应。因此，美国学者浦嘉珉总结道:“在欧洲，人们对进步的信仰先于对进化的认识;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但中国人对进步的信仰仅仅勉强先于对进化的认识。” 　　“进化”与“进步”不能因为混用，就忽视其区别:进步更强调人为意图;进化则主要指天演，一种自然而然的历程。当二者混用后，进步的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