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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从世界历史到世界的历史 世界史(World　History)并非当代西方史学的独创，实际上，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化而言，世界史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生活的世界，即通过生活经验或在他人的口耳相传中所能感知的、以及旅行所能到达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因此，无论是西北欧的游牧民族，还是中美洲的玛雅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他们的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相比，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世界史并不局限于记载自身的传统，而是也将‘他者’纳入视野”。 按照这一界定，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史学家，以王朝为中心、涵盖“天下”的中国学者以及足迹遍及欧亚非大陆的伊斯兰学者和旅行家都书写了自己的世界史。随着欧洲人从15世纪开始海外拓殖，尤其是在19世纪建立全球殖民帝国，一方面，世界史编纂重新向现实的、已知的世界回归，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开始凸显在世界史中;同时，欧洲凭借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和在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力量而将落后地区定义为“他者”，塑造了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即西方中心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主义，并与现代化、资本主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的霸权力量相伴随，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面临来自西方内部的各种质疑和批判。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史学家越发重视从整体上研究全世界的历史，围绕世界史的争论也越发激烈而广泛。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不复存在，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科技改变了生活方式，地区间交往更加快捷。 20世纪60年代的种种社会正义运动对学术转向的影响逐渐显现，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抗争和新左派等催生了后殖民研究、族群研究和性别研究等新的学术领域，大学中少数族裔学者的增加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因此西方学术话语和领域逐渐转型，这一现象也促进了用超越国家的视角研究历史。 进入90年代后，史学界更加重视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和事件，一时之间，许多关注长时段、广地域的作品涌现出来，从全球或者跨国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 全球史(GlobalHistory)这个术语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流行起来，更加突出以全球为视角的历史研究。知名史学家伊格尔斯明确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和史学思潮的变化表明，“需要使用新的方法来从事历史写作，而这种新方法不仅对人们往往承认的历史研究依然要以西方模式为核心并把它的影响辐射到世界各地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超越了许多精心的比较历史研究和史学所坚持的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它将从多极的、全球的角度来描述历史所发生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剑桥世界史》在21世纪初问世可谓时势使然。 在后冷战时代的史学变迁中，“世界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作为一个与西方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否仍然适用，成为学界面临的新问题。尽管就目前而言，对于大多数学者，世界史和全球史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差别，二者都没有精确的定义，并且与共享历史(Shared　History)、宏观史(Macro-history)、大历史(Big　History)等概念多有交叉，甚至美国知名世界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Bentley，1949-2012)也曾说，“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事实上，在《剑桥世界史》中，世界史和全球史这两个词语也时常交换使用，并未作出严格区分。如上文所言，“世界史”是一个长期存在、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一种历史编纂体系，全球史是理解当下世界史的视角，是世界史的新编纂方法。 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本特利将全球史定义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根据他的研究，全球史探讨的是“超越民族、政治、地理以及文化等领域，对跨区域、大洋、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疾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思想观念传播以及宗教渗透和文化传统的弥散”，本特利明确指出新世界史即全球史的主题有五种，即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物种传播与交流(Biological　Diffusions　and　Exchanges)、文化交往与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Imperialism　andColonialism)以及移民与离散族群(Migrations　and　Diasporas)。 在此之前，本特利提出将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e　Interactions)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 上述五个主题正是本特利对跨文化互动的具体化，也是《剑桥世界史》的关注焦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