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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现状与未来 　　一、前言 　　2012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检察建议，打破了先前以抗诉作为检察监督唯一路径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我们仍需思考: 民事检察建议作为行使检察权的一种方式，其边际在哪里?本质属性又是什么? 如何划分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场所?以问题为导向，本文尝试运用规范性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来剖析再审检察建议的内涵; 然后通过司法数据等指出再审检察建议的现实之困，即“多而乱”; 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检察建议的本质属性，提出检察建议应保持一定的克制，以期促进检察监督权、审判权和诉权间的良性运作关系。 　　二、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内涵 　　全国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件数几乎是只升不降，且上升速度之快非抗诉件数所能媲美。《民事诉讼法》对检察建议的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等进行了规定，但条文并未提及检察建议的概念、适用对象、法律效力等最基本要素，内容概括粗疏，这就导致新设制度在可操作性上存在缺陷。 　　以《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试行) 》( 以下简称《检察建议规定》)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以下简称《办案规则》) 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基础，笔者认为检察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对确有明显程序错误的裁判或法院人员的违法诉讼行为，向同级原审法院提出纠正建议，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程序纠正相关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其可分为再审检察建议和其他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是指以生效裁判为对象的检察建议。 　　三、再审检察建议的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与“多而乱”的矛盾 　　“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集中体现了检察制度的法治价值。”检察建议作为检察监督的方式之一，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图一所示的再审检察建议提出数与日俱增的情形。从图一我们还可观察到，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件数第一次超过了抗诉件数。但由于条文规定粗糙，可操作性不强，在检察建议适用的具体情形上，各地做法大相径庭。民事检察建议陷入了“多而乱”的困境中。笔者认为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介入应适度收敛，具体缘由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监督节制主义的要求 　　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应保持适度，而不可放任权力的任意行使。检察院在维持原判和纠正错判间应取得平衡，既要尽量纠正错误裁判，维持法院的司法公正性，同时又要注意辩证地看待错案，注意保护裁判的既判力，在诉权救济、审判监督行使和检察监督之间取得平衡。 　　( 二) 诉权和审判权的制约 　　当事人处分原则贯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在没有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时，如当事人不主动申诉，检察院不得自行开启监督程序。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是私法自治的体现，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是代表公权力对纠纷的干预，依法谦抑是私权自治和国家干预博弈的结果。我国《宪法》确立了审判独立原则。“设置检察官的目的在于通过诉讼分权，实现法院和检察院相互监督，以保障司法权客观行使。”检察院应在不侵害审判独立的前提下行使检察建议权。 　　( 三) 检察机关自身能力的有限性 　　力量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承载权力的同时意味着承载责任，任何一种制度的实施都必须考虑其现实的可能性。如图二所示: 就全国范围而言，目前我国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若对全部案件进行监督，检察机关难以承担此重担。 　　孟德斯鸠曾言: “一切有权之人都易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民事诉讼法》修订内容可看出: 立法者致力于强化检察监督的同时对其也保持了审慎态度。这种审慎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又在哪些方面尚有改进之空间呢? 这都有待立法者的进一步回答。 　　四、民事检察建议的未来---权力界域的恪守 　　如上文所述，《民事诉讼法》对检察建议的适用主体等进行了规定，但条文内容概括粗疏，这将导致实践中依然对检察建议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不利于维护法的统一性。基于此，笔者将重点对检察建议的适用对象、范围以及法律效力予以分析论述。 　　( 一) 适用对象的有限性 　　就理论而言，在配置检察监督权时，各国均以公益为标准，强调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诉讼中，在不涉及公益的情况下，检察监督一般不指向私权利。检察建议属于检察监督的方式之一，故而检察建议的适用对象理应是法院。有学者认为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也应纳入检察监督范围。笔者不同意此观点: 1. 我国法律规定检察院有权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对象仅限于审判人员; 2. 已存在防止诉讼参与人权利滥用的防线。当事人间的监督是防止权利滥用的第一道防线; 法院对当事人诉讼行为拥有监督管理权，这是防止诉讼权利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