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大地上歌声如风.docVIP

惟有大地上歌声如风刘宗迪 　　一　　1949年之后，民俗学一直是一门很苦命的学科，最初是因为它有政治问题，出身不好，被划成资产阶级的成分，因此，无法在社会主义的学术阵营中立足，只好打着民间文学（最初叫“人民的文学”）的旗号韬光养晦。后来，不搞阶级斗争了，民俗学却又因为无法在早已被文史哲“列强”瓜分完毕的学科地图中找到自己的地盘，而差点没能挤进学术殿堂的大门，最后只好寄托社会学这门外来学科的篱下暂且安身。幸亏有钟敬文先生细心呵护，惨淡经营，才在北京师范大学绿树掩映的小红楼中为它留下了一息香火。在中国，再也找不出一门学科的命运与一个人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生死相依，再也找不到一门学科的生命像民俗学这样端赖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而得以延续，如果不是钟敬文先生长寿，活到九十九，中国民俗学就是有九条命也早就没了。也许，只有再过许多年，当这个世界在现代化的风潮中变得满目沧桑，当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变得面目全非，当后来人只有透过民俗学家艰涩的著作、博物馆幽暗的橱窗、和老人们破碎的记忆，怀想我们民族旧日的生活和德性，人们才会真正透彻地体会到钟敬文先生的意义，才会意识到，钟敬文先生所悉心守护的岂止是一息民俗学事业的香火，更是想藉此为我们的民族传统保存一缕缈缈香魂。　　如今，这门学科渐渐显示出时来运转的光景，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博士点在好几所大学建立了，民俗学家也经常在大众传媒上抛头露面了，书店中关于民俗和民俗学的书也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各种迹象都表明，钟敬文先生传下来的香火正在一天比一天地兴旺起来。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保护和抢救，不再仅仅是几个学者们孤独的呐喊，而是已经成为一种上下一致、全面动员的政府意志和民众行为。在杂语喧哗的学术界，民俗学的声音也一天天响亮起来，历史学、文艺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这些从来就是趾高气昂的“大学科”如今也开始对民俗学这个小兄弟刮目相看了。民俗学学科的自身建设也日益规范化、制度化，日益融入现代学术体制的版图，民俗学者正越来越熟练地使用着通行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从事着对民间社会、民俗现象的田野研究和理论阐释，民俗学这门土生土长的学问正在逐渐蜕去它与生俱来的草根气。　　但是，蜕却了草根气的民俗学还是本来意义上的民俗学吗？民俗学不仅是关于民俗的学问，而且应该是立足于民俗生长于民俗的学问，民俗学要真正切中民间生活、民族传统的命脉，就不应该是学者们置身局外对于民间生活居高临下的审视，而应该是沉浸其中追随民间生活、民族传统的启示而心领神会的述说，要理解民俗的意义，只有在民俗中思考民俗。民俗学者固然应该成为训练有素的学着，但他还应该是一个深谙人生三昧和世俗真谛的“俗人”。学科的制度化当然是学术发展、学科自立的必由之路，惟其如此，一门学科才能登上现代学术的殿堂，但是，在登堂入室的同时，一门学问，尤其是像民俗学这样土生土长的学问，却也断断不应该斩断自己与生俱来的草根，因为，那草根正是一门学问获得其生生活力的地气所在。如何在学术制度化、自主化、摩登化，从而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又不斩断其与历史传统和现世生活的联系，不陷入自我封闭的藩篱，从而保持其理解生活、参与生活的力量，这委实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其实，就连“民俗学”这一名称本身，就已经预先暗示了一种疏离的倾向。采集、记录、解释乡土风俗的活动自古就有，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献中，它大多是以“岁时记”、“地理志”、“风物志”乃至“博物志”的名目体现出来，“民俗学”只是现代学者在西学影响下对这种学术活动的重新命名。一个命名展现了一个学术视野，呈现了一种态度，现代学者把对风俗的记载和解释这种古老的学问重新命名为“民俗学”，就已经暗示了他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持的态度。　　现在我们在学术上称为“民俗”的东西，在传统文献和日常用语中称为“风俗”，“民俗”和“风俗”有相同的“所指”（reference），但却有着迥然异趣的意味（sense），两个用语，体现了说话者不同的立场：当我们说“民俗”时，我们说“某个地方的民俗”、“某个时代的民俗”、“当地的民俗”、“外国的民俗”等等，我们说的仿佛不是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是“民俗”中的那个“民”，我们是“民”的观察者、记录者、研究者、欣赏者或批评者，那些民俗是民众的事体，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无关；而当我们说“风俗”的时候，我们说“过去的风俗”、“旧时过年的风俗”、“中秋风俗”、“老家的风俗”、“我们那里或你们那里的风俗”、“已经消失的风俗”等等，我们说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曾经有过的生活，或者虽然已经消失了却仍然让我们怀念牵挂、仍活在我们身体和心灵的记忆中的事情，总归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风俗，是我们曾经、依然浸润在其中的传统。　　“民俗”与“风俗”的区别，就像“民居”一词和“老家”、“故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