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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化”高考诚信机制的构建 　　高考过程中的诚信缺失现象屡禁不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严重影响了高考的公平性，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高考诚信缺失行为具备社会越轨行为的本质属性，且具有主客观两个层面的深刻原因。构建包括“正规教育与监督、常态化的宣传与引导、过程控制与惩戒以及建立综合诚信评价档案”等内容的“立体化”考试诚信机制将有利于高考诚信缺失问题的缓解和最终解决。 　　高考 诚信缺失 “立体化”诚信机制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诚实守信”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在人们的道德观和社会伦理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受错位价值观念的误导，出现了一些不诚信的活动和行为，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诚信缺失成为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高考作为关乎个人和家庭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在扭曲的利益驱动下出现了形式各样的诚信缺失现象，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扰乱了正常的高考秩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 　　一、高考诚信缺失的本质及成因 　　1.高考诚信缺失本质上属于社会越轨行为 　　高考过程中的诚信缺失行为，是部分考生和家长由于各种原因并未采用正规途径，而是通过各种“非正常路径”以期实现考试“成功”目标的行为，其本质上可以界定为一种社会越轨行为。 　　从社会学分析视角来看，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实现社会及其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其前提是存在一种（或多种）社会及其文化潜在确定并支持的目标体系，以及实现目标体系的“正确”路径，而对于这一目标或实现目标路径的背离行为均可称为社会越轨行为。英国社会学家G?邓肯?米切尔主编的《新社会学词典》中将“触犯了某一社会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的规定，因而招致社会非难或惩罚的行为”称为“社会性异常”[1]。这里的“社会性异常”行为就是指社会越轨行为。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对社会越轨者的分类，考试过程中缺失诚信的行为主体应被界定为“变换手法者”，即“企图以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来达到社会认可的目标”[2]。虽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越轨行为并非都具有否定和消极意义，但对于诚信缺失行为，无论从历时角度我国历史各时期的评价，还是共时角度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评价，都一致指向负面和否定。 　　2.原因分析 　　关于社会越轨的原因分析，社会学有标签理论、文化传递、差异交往、社会失范等解释框架。但相比而言，社会失范理论更好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默顿认为：“所谓失范，就是在人们用社会认为合法的制度化手段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的时候发生的，……是指社会成员采用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2]可以说，社会失范源于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分离”，是社会个体“手段可能性”无法实现社会文化目标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沿着社会失范理论这一路径分析社会越轨的原因，可以从目标体系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和个体实现目标的现实能力两个层面着手。用于高考过程中诚信缺失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则需从社会原因和主观原因两个层面探讨。 　　从原因来讲，首先，成功的标准单一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高考作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被赋予了除“单纯考试”之外的更多意义。高考的成功与“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与考生未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基于其上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高考的成功成为考生尤其是寒门学子们“跳跃龙门”和“改变命运”的通道。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为更多的考生提供了实现“大学梦”的机会，但从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供需对比来看，仍然有部分考生不能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亦即不能保证所有考生都能通过正常考试，实现高考成功的“文化目标”，部分潜在的“失败者”便有可能成为越轨行为的参与者。其次，社会转型期功利化思潮的影响。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高考从单纯的人才选拔考试演变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与社会上各种功利化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高考被赋予了除人才选拔机能之外的更多利益诉求，高考升学率（一本率、二本率等）成为教育管理部门标榜政绩、中学获得教学资源、高考相关产业如培训班等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性目标。在如此之多的功利化需求指引下，高考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命运，以及教师和学校的期望，无形中增加了考生身心发展的压力，也成为部分考生和家长，甚至中学和教育管理部门铤而走险的导火索。 　　从主观视角探讨高考过程中的诚信缺失现象，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实现社会目标能力限制下，社会个体何以会选择铤而走险，即行为主体经历了何种利弊衡量之后最终仍然选择越轨行为。在此，需要在关注社会客观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尽可能避免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