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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摘 要 受“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工商业逐步转向农村，先后提出“采系统计划”“定分区制度”“划区施教”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初步设想，并在农村改进试验区进行推广。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对发展当代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中华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农村职业教育；国民政府时期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1-0073-04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事业的缘起 　　作为我国近代以研究、讲演、出版、职业指导、实验和推广为工作己任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在其正式成立后不久，就在翌年7月发表了由职教社同仁们共同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其中，对实施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内容等都做了相关概述。当时，职教社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城市工商业，相比之下，乡村职业学校数量并不多，而即使是当时已有的农校，其校址大多数也是设立在城市，针对这种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黄炎培于1922年8月在《教育与职业》发表《读全国职业教育最近统计》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以下尖锐问题：“试观其地址别，何以乡村职业学校独少，仅得五分之一？夫农校既在全国职业学校中占百分之四十八，何以乡村学校乃仅占百分之二十？”[1] 　　随着“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潮流的激荡而至，这一时期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思潮逐渐兴盛，这无疑对此时中华职教社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起到了催化作用。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华职教社的同仁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若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重视农村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农民问题。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历史发展时期，教育的发展都必然受其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正如黄炎培所说：“凡一学说、一制度之倡，非人能之倡，盖时势所迫，察其需要之攸在，而为之振导，未几推行全社会。”[2] 　　鉴于以上认识，在1920年10月，中华职教社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开始探讨职教社的农村改进设想。该会在成立之初，就派成员调查各地农业教育状况，集思广益，征集有关农村教育制度的意见。自此，同仁们对职业教育的主旨也开始有了更深的认识，如职教社农业教育研究会在其宣言书中曾提到：“职业教育者，实对个人为解决生计问题，对社会为增高各种事业之效率功能，其重要固早已为国中贤达所洞悉。虽然，使今日而有一种教育制度，顾其名诚为职业教育，而究其实则上既无补于国家实业之发达，下亦不能助个人生计问题之解决，若不设法补救，则国人将不解乎职业教育本旨之所在，而对于本社推广事业之前途，将发生无限阻碍与怀疑焉”[3]。不仅如此，作为职教社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当时也深刻认识到，要想提倡普及教育，就不能忽视乡村教育的发展，他说：“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4]“吾尝思之，吾国放盛倡普及教育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5]黄炎培提出由发展乡村教育、从点到面开展普及教育主张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历史转型时期，显然，他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性。 　　二、坐而言――针对农村教育的四个初步设想 　　1922年8月2日，黄炎培在南京东南大学做讲演，并为全国农业讨论会会刊题词：“今日合全国人之知识坐而言，尤愿明日合全国人之能力起而行”[6]。自1922年起，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仁们，开始逐步构想乡村职业教育的计划。 　　（一）“采系统计划”与“定分区制度” 　　经过职教社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出炉，计划案以江苏职业教育为例，提出了针对农业教育的两个初步设想： 　　职教社同仁们认为，农业教育不同于工商业教育，应施行“采系统计划”。早在新学制中，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就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将甲、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初级中学兼设职业科，在小学高年级增设职业准备教育，以上都实属职业教育性质。农场、工厂等附设的职业指导机构或职业补习机关，从其范围看，也属于职业教育。但是，以上职业教育虽然设有甲、乙种农、工、商学校，但“与农、工、商实业行政，绝对不生关系”，“省立各农场、工厂亦甚感教育之需要，或且附有教育事业，而与教育行政，亦绝对不生关系，如是而欲收充分之效果，宜其难也”[7]。介于此，江苏省行政当局于1922年11月组织成立了教育实业行政联合会，并令设职业教育委员会，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行政筹备工作，农业教育的“采系统计划”才得以提出。 　　针对江苏职业教育的实际状况，职教社同仁们在《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中，提出了定分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