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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谈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刑法保护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农业生产资料，没有优良的种子就不可能有粮食和农产品的持续稳定供给和发展。育种既是农业生产的起点，也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源泉。育种人在培育出农作物新品种后，通过申请国家有关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从而获得排他的独占权利。国家也通过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保护促进育种人不断培育出优质的农作物品种，提升一国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种业的核心竞争力。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是指农民或者其他育种人通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农业植物品种，其与植物新品种权是部分与整体、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我国现有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法律保护体系，无论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还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等部门规章，又或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对于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侵权行为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基本集中于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却未明确涉及严重侵犯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给品种权人造成重大损失、乃至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的刑事责任，而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也没有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专门罪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严重侵犯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就不能构成犯罪，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就无需刑法的保护了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文将在明确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在刑法解释论的框架内探索对于两种典型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行路径。 　　1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有必要通过刑法保护农业植物新品种权首先源自刑法所处的其他法律的保障法的地位。不同的法律均有各自不同的保护法益，且均规定了各自的调整方式与法律责任，如《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民事与行政责任。但当某一侵害法益的行为已经严重到其他法律难以调整，其他法律责任无法规制时，刑法便须发挥其保障其他法律实施的机能，对该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予以最终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某一侵犯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已经严重到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都难以规制时，就有必要发动国家刑罚权加以调整。因此，《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40 条也明确规定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指引性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刑法保障《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顺利实施的机能。 　　强调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刑法保护，还须从农业植物新品种权这一法益的特殊性出发加以考量。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种法益越脆弱，其受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唯有加大惩处力度才可能抑制这种“薄本厚利”的侵权行为。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国际公认的知识产权，其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较易受到侵害，取得一粒种子或者一段根茎就足以生产出侵权品种，侵权品种通过生物的自然繁殖又会使得自身数量不断增加。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这种脆弱特质决定了其更需要有强力的法律手段加以保护，而刑法及其所规定的刑罚恰是所有法律责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当然，通过刑法保护农业植物新品种权还离不开目的论上的考量。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予以刑法上的保护，能够有效保护品种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鼓励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需要用仅占全球7% 的耕地养活全球22% 的人口，因此国家不仅迫切需要大量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更需要育种人能将其培育的新品种的繁殖材料向社会公开，以促进优良品种的推广。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且一旦获得授权就必须向社会公开，品种权人在技术上就无秘密可言。因此，倘若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法律保护不利，使得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便会极大损害品种权人的利益，并进而挫伤广大农民和农业科技人员育种的积极性，最终影响一国的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产品品质的不断提升。 　　2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刑法保护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通过刑法保护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刑法中缺乏与职务新品种权直接相关的罪名，不少学者便力图从立法论的角度指出刑法的不足，并提出增加相应罪名的完善建议。例如有观点认为在司法方面，应在刑法中增设侵犯品种权罪，以落实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刑事保护。 　　然而，立法论的保护路径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一方面，一味批判刑法与提出立法建议事实上并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刑法保持相对的稳定，批判刑法、促使刑法频繁修改并不利于树立刑法的权威。除此以外，在刑法中增加假冒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