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地权逻辑的延续与变异分析.docVIP

中国近代以来地权逻辑的延续与变异分析 　　一、研究问题 　　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征地拆迁、土地流转、还权赋能等土地产权问题不但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关于土地产权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话语谱系。第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话语，基本主张是产权清晰是效率的前提，不同的产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结构和收益效果。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地权问题的分析强调应赋予土地所有者更为清晰的个体性产权。第二种是产权社会学的话语，在批判产权经济学基础上从社会认知、村籍地界、亲族网络、身份权利等视角来揭示土地产权界定的社会维度。第三种是历史学家关于中国传统契约和土地产权的研究，通过对地契文书中典卖习俗和一田二主等现象的分析呈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的独特逻辑①。本文并不想从“文本”出发来对这三种产权研究进行述评，而试图从“问题”出发，检视这三种研究对中国近代以来土地产权变迁分析的可行性，进而回应当下关于地权逻辑的争论②。 　　在关于土地产权的讨论中，无论着眼于中国长期的土地法权设置和产权制度变迁，还是落脚于中国当下土地产权的实际支配状况及其困境，研究者都难以回避土地流转中产权不完全转移的事实。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制度的演变轨迹看，明清至民国时期土地交易的相关法律和习俗，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土地制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集体主义”土地制度，在关于土地交易( 流转) 上都秉持着一个统一理念: 土地所有权的不完全转移。在明清至1949 年之前，土地产权不完全转移在典卖和一田二主的习俗中得以明确。在毛泽东时代土地不允许自由流转，改革开放以来固定期限合同规约下的土地制度仍不允许永久性地转让土地所有权③。换言之，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发生了多次剧烈变迁，但地权界定却始终保留着产权不完全转移的这种未变机制。我们该如何理解土地产权长时段变异过程中的延续性机制呢? 其背后是否潜藏着更深刻的产权正当性呢? 这种独特的产权逻辑对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规范性认识又构成怎么的理论挑战呢? 更进一步，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下的土地产权困境又有哪些现实启发呢? 　　以上面的问题为导向，本文试图从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地权演变的延续性机理出发，在检视产权经济学和史学研究基础上提炼产权分析的社会学视角，以期对中国当下的地权困境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契约与产权观念 　　以西方的权利意识和契约观念为基准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分析形成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规范性认识，一如传统中国缺乏保障个体权利的司法体系④，中国的财产权定义不清且不被国家保护⑤。在这种判断下，中国被视为一个缺乏契约和私人产权观念的传统国度。这种误识来源于两个重要假设: 其一，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产权只能以现代西方产权的形式存在，即个人被赋予排他性的自由处置资产的权利。其二，中国儒家的道德理念深嵌于成文法和习惯法之中，以至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易难以实现客观公正的普遍性原则，而只能遵从以道德为基础的特殊性原则⑥。但这种论断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实际情形并不一致。一方面，中国的各类契约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始终，甚至在人们终老之后仍延续现世逻辑以“冥世契约” ( 买地券) 证明对墓地的所有权⑦。宋明之后随着契约格式的规范化以及印刷技术的通行，契约的使用就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中华帝国关于产权继承的律法体现了与西方不一样的产权观念。例如与西方长子继承制不同，传统中国法律和民间习俗都秉承诸子均分制，死去兄弟的继承份额由其子代为继承，同时帝国法典还规定了丰富复杂的女性继承权⑧。此外中西方产权的基本单位也有不同，西方权利的主体是个人，而中国除了女性嫁妆的权属之外，产权所属的基本单位通常是“家”⑨。而且“家”是个可以伸缩的范畴，既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家庭或联合家庭，也可以延伸到一个家族或宗族。虽然大清律例没有明确表达家是所有权的基本单位，但相关法典在处理财产转让和世袭继承上都支持家这个概念。官方对所有权的界定和使用，强化了“家”为基础的权利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在判案和调解中都保持了连贯性⑩。这种观念赋予了土地产权一种特殊涵义，即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产。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支配性资源，土地契约文书也是其他契约的范本。在中国历史上与土地产权相关的“契约”最初只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领域中为了顺利实现交易和避免权利纠纷而协商议定的文书，不被国家法律承认。直到公元600 年个人之间的契约仍不具有法律地位，官方登记簿是土地所有权的唯一凭证。到755 年安史之乱后，随着全国性的土地丈量登记的缺失和田赋制度的逐渐瓦解，官方对土地的控制日益衰微。在这种背景下，官方法律表达中仍没有承认民间契约的合法性地位，但实践中契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出现官册与契约并行的局面。到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