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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用金融保险手段应对绑架犯罪的法理解析与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尽管已经步入高度文明的21 世纪，却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古老而丑恶的社会现象--“绑架勒赎”事件，而且该现象在近年来表现尤为抢眼;尽管最直接的法律应手段便是诉诸刑法裁量，且在世界各国概莫能外，然而，如何用经济手段加以应对却莫衷一是。于当下中国而言，众所周知，正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绑架勒赎类暴力恐怖犯罪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中国“一带一路” 战略所覆盖的国家和区域，恰恰是全球绑架勒赎案件高频分布的区域。因此，新的形势急待学界从法理上对此加以研判，以利于立法、司法、以及金融保险等诸多领域的创新与实践，从而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进而起到支持国家战略圆满实现的目的。 　　一、“绑架勒赎”概念在法学和金融学中的比较 　　“绑架勒赎”在法学和金融学中均有明确定义。法学中“绑架勒赎”的概念主要来自刑法，其定义是：绑架勒索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的行为。对此通说的学理解释是：该罪名包括两类行为，均已释放或者不杀作为条件：一是绑架后向第三方索要赎金的行为，称为“绑架勒赎”;二是绑架后直接向被绑架人索要赎金的行为，称为“绑架勒索”，二者虽然一字之差，在法理上却是经纬之别。其中的原因在于“绑架勒赎”可经由“刑民关系”转换交由经济法并通过金融保险手段化解;而“绑架勒索”必须在刑法的框架内加以研判。金融学对“绑架勒赎”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保险学，其定义为：在以赎金为对价给付的绑架中，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所施加的保险手段称为“绑架勒赎保险” 。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金融学的定义中已经默认保险公司在绑架事件中是事实上的“第三方”，也就是说，保险介入下的绑架是法学上关于绑架勒赎定义的第一种情形，而并非刑法意义上的绑架。即金融学中的“绑架勒赎”其实是法学中“绑架勒赎”分类里的第一种情形。 　　“绑架勒赎”概念在法学和金融学中比较的意义在于，恰恰是法理上“第三方”的客观存在，让保险公司看到了以第三方身份施展拳脚的利润空间，进而使得“绑赎保险”成为了当今国际保险业既成的商业现实。而这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二、刑民关系在“绑架勒赎”问题上的意义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人们很难从保险法的解释中找到直接针对绑架勒赎犯罪的应对之道。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来自金融立法与监管层的考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此类风险的定性与定价问题上存在法律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矛盾，二是从大国金融安全的角度。本文主要从第一点入手展开分析。 　　目前为止，中国的保险法中，尚未出现针对绑架勒赎犯罪行为加以规范的法律;而在现实的金融实务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中国的金融机构所设计的保险产品中，已经出现了直接针对绑架勒赎行为的保险，即目前中国保险业中已有真正意义上的绑架勒赎保险，然而从保险法的角度看，这一领域尚存空白。究其原因在于，从保险法的角度难以解释。从法理上看，如果保险法纳入了绑架行为，学界有人认为这无异于公然承认恐怖行为的合法性，从而助长恐怖主义。因此立法者应当坚决将绑架勒赎行为交由刑法裁量，成为了事实上各国刑法打击的对象。从法理上考察，持该观点的学者是把人身权、尤其是人身权中的生命权作为绑架勒赎事件中，当事人的法益遭受侵害之后的首要考虑因素，从基于维护人的生命权的角度运用刑法工具来保护当事人权益，这样一种传统的重刑轻民的理念，在应对绑架勒赎行为时自然不无道理、无可置疑。然而，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保险”这一有效的金融手段，在绑架勒赎事件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同时因于法无据而并被排斥在法律应对的有效工具之外了。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绑架勒赎事件，人们不难发现，绑架勒赎行为的真实标的往往是赎金而非生命，而这恰恰是在绑架勒赎事件发生时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绑架勒赎行为，侵权方的初衷是“谋财”而非“害命”，侵权人是把人的生命作为对价给付的标的而实施绑架行为的。如果绑架勒赎行为发生在一个法制健全、科技昌明的社会环境中，在绑架发生后，生命同赎金之间达成“对价给付”的概率会大大提高，从而避免绑架事件的博弈双方出现“零和”博弈的结局，而这正是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领域。 　　因此，如果换个角度，从基于民法裁量的角度观察绑架勒赎行为，我们便不难看到法理中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支持，从而发现法律应对的突破口。笔者认为，在中国刑事附带民事的司法解释中，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现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规定中提到：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据此可知，一般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