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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遗嘱自由与限制之争 　　如何认定遗嘱人的真实意图、化解遗嘱自由与善良风俗原则不平衡等问题，不过是现行遗嘱制度自由与限制之争的表象，其根源仍在“我国继承法理论与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游离于民法之外”。 　　“要行孝老人我来做，要分财产，没有。”2014年5月12日，张荣新的决绝再次将“汕头龚如心案”的翁婿遗产争夺战推向高潮。 　　当天，5年前因牵涉巨额遗产及复杂法律适用关系而轰动一时的“翁婿遗产争夺案”，在汕头市中院开庭重审。 　　法庭上，控辩双方围绕张荣新亡妻杨文珍住所地是香港还是内地、遗产范围包括哪些两大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遗嘱问题的核心 　　张荣新和原告杨元璨、陈佩侬的女儿杨文珍结婚后，两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了粤东地区电脑针车行业销售龙头，并育有子女二人。 　　20世纪90年代，张荣新夫妇分别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2005年，杨文珍因病在汕头逝世。4年后，杨元璨夫妇起诉张荣新，要求继承女儿留下的数亿遗产，分得其中的6000万元。 　　汕头市中院一审判决两位老人可继承遗产266万元。杨元璨、陈佩侬不服，上诉到广东高院。广东高院以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学宾认为，该案中的遗产继承纠纷与当事人生前没有立遗嘱关系密切。生活中类似案例颇多，比如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遗产纠纷案也是如此。 　　但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叶名怡另有看法，“没有遗嘱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遗嘱的真实性，比如:缺乏旁证的口头遗嘱、相互冲突的遗嘱。” 　　专注民商法研究的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吴香香称:“遗嘱自由是遗嘱制度的核心。实践中出现的没有遗嘱或遗嘱形式与内容欠妥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认定遗嘱人真实意图的问题。”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教授魏小军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不愿意面对死亡，民间忌讳谈到死亡”，因此“我们没有订立遗嘱的传统”。 　　这导致“包括部分法律专业人士在内的民众，对遗嘱重视不够”“许多遗嘱以不符合法律规定方式订立，从而给日后的财产继承埋下隐患”，以至于“部分基层法院对审理过的遗嘱纠纷案统计发现，近半数遗嘱无效”。 　　“遗赠”争议渊源 　　与张荣新的烦恼不同，四川沪州张学英经历了财产遗赠的“冰火两重天”。 　　1994年，张学英和有夫之妇黄永彬相识，并开始同居。黄在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名下财产遗赠给张学英。但当张拿着遗嘱找黄永彬家人索要财产时遭到了无情拒绝。 　　无奈之下，张学英将黄永彬妻子蒋伦芳告上法庭。法院以遗嘱违反公序良俗为由，驳回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同为遗赠财产， 　　吴菊英得到了雇主兼师傅的全部财产。1992年，吴菊英到叶瑞亭家做保姆，后来向叶学习裱画，与其结为师徒关系，并照顾叶生活。 　　叶瑞亭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名下全部财产赠予吴菊英。叶去世后，他的女儿私自拿走了其生前藏有的名人字画。吴菊英遂将叶瑞亭女儿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叶瑞亭全部遗产归其所有。法院支持了吴的全部诉讼请求。 　　魏小军对此分析认为，前者“法官以民法基本原则为依据认定遗嘱无效”，后者“法官依据《继承法》进行裁判，认为对保姆的遗赠应属有效”。 　　“两个案件的关键点在于遗嘱是否违反了善良风俗”“两份遗嘱最重要的区别是受遗赠人的身份，一个是保姆，一个是“第三者”，。在吴香香看来，这两个案件的判决主要集中在“认定一份遗嘱是否违反善良风俗，遗赠动机应纳入善良风俗条款判断中。” 　　但叶名怡以为，“黄永彬遗赠案过于机械地理解了公序良俗，没有考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则。” 　　“立法用语并不严谨” 　　张荣新深陷“翁婿遗产争夺案”，财产面临被分割。居住在河北康保县的王海却与岳父的收养人发生了遗产继承纠纷。 　　王海的岳父李旺自幼父母双亡，系婶婶赵兰抚养长大。年仅中年时，李旺和携带一女儿的妻子成家，并搬离赵兰家。 　　继女出嫁后，李旺夫妇随继女共同生活。继女、妻子相继去世后，李旺又和女婿王海一起生活。孰料，李旺遇车祸身亡。 　　李旺去世后，赵兰和王海因遗产继承问题闹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兰与李旺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王海对李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因此，双方都享有死者遗产继承权。 最后，法院依据《继承法》“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规定，判决王海、赵兰分别继承李旺财产70%, 30%。 　　“这项规定存在不公平问题。”魏小军认为，“丧偶儿媳或女婿的子女，有权代位继承;丧偶儿媳或女婿自身又有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