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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弗洛里迪建构的宏观信息伦理学 　　如果说，《信息哲学》( 2010) 的出版汇集了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Luciano Floridi) 用将近二十年时间极力倡导的信息哲学的研究成果，牛津大学出版社继之于2013 年出版的《信息伦理学》( The Ethicsof Information) ，则宣告了弗洛里迪建立一种普适的宏观伦理学的雄心。他试图建构的信息伦理学，从道德哲学层面深入反思当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如何彻底地影响着人对自我的认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关于外在客观世界的概念、以及人类与外在世界的互动。的确，当下是时候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信息伦理学的哲学基础了，弗洛里迪究竟建构了怎样的宏观、无偏见的伦理学，该理论框架又有怎样的实践意义，同时，该伦理学对中国信息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及其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又有着怎样的共鸣? 本文将基于这一宏观伦理学的框架和基本概念从几个方面进行阐释和剖析。 　　一、实现Rogerson amp; Bynum“第二代信息伦理学”的希望 　　1996 年，英国信息科学家Simon Rogerson 和美国哲学家Terrell Ward Bynum 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信息伦理学: 第二代”的文章，他们指出: 计算机伦理学( Computer Ethics，简称CE) 作为第一代的关涉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伦理学，其所涉及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对计算机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解释，而缺乏一种全面的伦理学理论奠基，因此无法对信息和通讯技术、信息系统等相关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提供深刻全面的研究路径和方案。ICT 伦理学研究，经过20 世纪60 年代计算机科学家Donn Parker 的实证研究、70 年代应用伦理学家Walter Manner 创立CE 名称、80 年代Bynum和J. H. Moor 关于CE 的奠基性工作，还有90 年代Deborah Johnson 撰写的第一部关于CE 的哲学专著、以及Huff 和Finholt 组织多位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对CE 进行广泛的跨学科讨论，所有这些工作为ICT 的伦理学研究确立了第一代范式，即计算机伦理学范式，90 年代中期以来，该领域研究开始进入了第二代范式，即信息伦理学( Information Ethics，简称IE)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洛里迪力图突破CE的固有局限性，建构系统的信息伦理学，他认为从CE 到IE 的转型具有其内在的基础性，CE 本质上应该是关于“存在”而不是关于“行为”的伦理学在以往的第一代范式中，人们将计算机伦理学视为行动导向、职业准则性质的应用伦理学分支，其实这是计算机伦理学被人们了解过少时呈现的假象。类似的观点有学者提到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像洗衣机没有伦理一样，计算机也没有伦理，计算机伦理之所以流行，是对其应用的误解。 　　因此在一定视域下，信息的存在，才是人们围绕ICT 技术应用而制定的一系列规范、准则的前提和基础，信息才是CE 的本体。进而，CE 应当是以存在为中心而不是以生物为中心的伦理学，信息这个本体存在，对于任何道德责任行为之可能来说，不仅是其认识论的逻辑前提，更是其首要的本体论对象。然而确立统一的IE 范式并不容易，在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者眼里，“信息伦理学”( IE) 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而弗洛里迪试图致力于构建一种极为形而上学的理论，并将其发展为计算机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奠基于其作为“第一哲学”的信息哲学理论之上，从一种宏观的伦理学维度，弗洛里迪抽象于任何具体应用领域的特殊性，并不探究其具体的行为规范，因此是建构了一种非规范性的伦理学。弗洛里迪建构的普适、无偏见的伦理学，其最主要的出发点和基本概念是“熵”，他确立了四个基本伦理原则如下: 　　0 熵不应该在信息圈中产生( 零定律) 　　1 熵应该在信息圈中被阻止 　　2 熵应该从信息圈中清除 　　3 信息存在物以及信息圈的兴盛应该通过保护、培育和增加它们的福祉而得到促进在上述基本原则中，熵是一个核心概念，弗洛里迪试图在一个非常普适的价值评价层面，即通过评估熵的增加或减少，使IE 成为一种更普适性的宏观伦理学。 　　弗洛里迪追随维纳，在维纳看来，热力学的熵乃是“宇宙中最大的祸害”，它威胁着任何一个可能有价值的事物的存在，因此，弗洛里迪认为，不必要的熵增是一种无理地产生恶的行为，反之，任何维持或增加信息的行为则被视为善的。于是，保持或增加信息的任何物体或结构就具有最起码的价值，或言之，“信息体”( inforgs) 的最小价值在于:“一个过程或行动或许忽视了道德上的好或者坏( 高兴或者痛苦) 、结果、动机、普遍性或善良的本质。对善与恶的评价只是依赖信息圈和其中居度的信息体的正熵还是负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