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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水权交易市场的法律主体 　　我国是一个高度缺水的国家，加上水资源因气候及地域原因导致时空分布上的极不平衡，导致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机制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的效益，同时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故有必要对水权交易市场的运行规则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而以水资源的静态配置与动态交易为核心，对存在于水权交易市场的政府机构及交易方、中介方等法律主体及其职能的研究，应当是水权交易规则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一、我国水权交易的基础及必要性 　　( 一) 水权及水权交易的概念 　　我国《宪法》《水法》及《物权法》均在强调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同时，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利用水资源，且国家保护合理利用。也就是说，我国在坚持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可交易的前提下，允许单位和个人可以取得水资源使用权。 　　根据民法理论，私法主体取得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并不违背所有权行权能可以分离的原则。事实上无论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均在强调水资源作为公共物品，应当归国家所有的同时，并不排斥水资源可以由私法主体进行使用。 　　学者们对水权的概念多有论述，按照通常理解，水权是指对水资源使用的权利，即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经济主体根据需要而使用水资源的权利。可见在水资源只能归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水权的核心是水资源的使用权。水权，是一种对国家所有的水资源，由权利人对特定水体进行使用的权利，是一种用益物权。 　　在界定水权是对水资源的使用权后，水权交易则应当定义为系针对水资源使用权的交易。具体而言，水权交易应当是指权利主体，对符合一定质量、数量标准的水的使用权之交易，交易的标的是特定的水的使用权。交易的方式包括买卖、互易、租赁等。本文仅讨论买卖一种交易方式。 　　( 二) 我国推行水权交易的必要性及基础 　　伴随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膨胀，加上部分地区近年来的干旱现象，水资源稀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用水危机，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根据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查，水的供求受市场价格因素影响十分明显。水的供求远非对市场价格无反应，而是相反，市场上的交易双方，对价格的( 变化) 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反应和( 供需) 弹性。可见利用水权交易市场，以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供求作用，对解决水资源危机意义重大。 　　我国水权交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代，早在明清时期，水资源最为短缺的关中地区，就出现了水权交易，即由市场来弥补政府失灵。近年来，我国黄河流域的西北地区、浙江省的义乌与东阳等地，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水权交易试点，已经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为我国水权市场的培育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我国现行水权交易制度评析 　　制度可以被通俗地理解为行为规范。从表现形式上分析，制度又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我国正式的制度主要表现为各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地方性法规，及各级政府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与规章等。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这是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家们给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所以探讨提高水权交易效率，应分析我国现行关于水资源管理与利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我国规范水权及水权交易的法律文件主要有《物权法》《水法》等法律; 国务院制定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 水利部制定的《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等部门规章。我国无论法律或行政法规，都过于注重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行政管理，而对水权交易很少涉及。也就是说，我国初始水权分配在制度上基本建立，但是距水权制度建设要求的法律支撑还相差甚远，我国水权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涉及水权交易的规则，均系水利部制定的部门规章，不但效力层级低且过于粗浅，无法发挥确认交易效力、保障交易秩序的作用，甚至阻碍了水权交易，尤其是跨行政区水权交易的进行。例如《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共21 条，但对交易设置限制条件的就多达5 条。作为流域管理机构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的《黄河水权转换管理实施办法》，不但效力层级更低，而且在第3 条明确禁止跨省水权交易; 在水权转换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期限方面，该办法也显得审批程序多、周期长，不利于紧急情况下短期、临时用水的交易。另外，《办法》混淆了水权出让与转让的概念，可能会因此导致水权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交易规则的混淆。 　　在 水权初始配置的基础上，建立水权二级市场交易制度，是交易顺利进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水资源配置一直采用计划经济手段，水资源开发利用主体往往以“取水最大化”为目标，使资源浪费与短缺并存，进而带来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