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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古代讼师的灰色生涯 　　与如今风光的律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状师，是一个隐蔽而灰色的职业。他们被通称为“讼师”、“刀笔先生”，或被蔑称为“讼棍”。从讼师界的祖师爷-春秋时的邓析开始，讼师的日子就缺少阳光。史书说邓析通晓法律，有本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使“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他不仅有偿帮人打官司，还在社会上教授法律知识。邓析后来因非议政事，被郑国执政者子产所杀。不知这算不算一种先兆，因为后世的讼师从业者也都为官府所厌恶。讼师行业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一直没有合法地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讼师是一种非法职业 　　在古代，当讼师的多为落第书生，当官无门，才投身这一行当。学者张小也对古代书生有一概括，他说读书人“做官乃是正途，幕友是岔道，书吏是贱役，讼师则是偏锋。”一旦剑走偏锋，讼师就成为士大夫眼中的“恶棍”。 　　但讼师被正统人士“打人地狱”，还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是他们挑战了一种至高的理想。依照儒家理念，治理地方的最高境界乃是“无讼”:邻里和睦相处，偶有矛盾也能通过乡绅调解。所以士大夫们常常不遗余力地给治下百姓灌输诉讼的“恶果”，比如宋人黄震就告诫子民，“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雌，邻里化为仇敌，贻害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 　　不过儒家的无讼理想，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太平世界。对于诉讼“恶果”的恐怖宣传，也压制不住现实生活中的争端。当人们不得不吹响诉讼的号角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漏洞的司法世界。 　　我们在古装戏中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老百姓在衙门外“击鼓鸣冤”，县太爷得到上报后升堂判案。其实地方官身兼行政、司法、缉盗多项职能，要是天天坐在县衙里等着审案，其他工作肯定都耽误了。想要告状，原告必须先呈递书状(原告所用为“告状”，被告的反驳称“诉状，”。 　　且不说古人文自率很高，就是“寒窗十年”的读书人，也只知道“四书五经”，如何会写有着严格体例的“告状”?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会提供“法律救助”，由所谓“官代书”给告状的老百姓书写状词。不过“官代书”所做的仅是按原告所说，原原本本地记录案情，没有任何辩解和修饰。这样的告状非但不能说明情况，还要惹人心烦。 　　另一个障碍则是，并不是所有送进衙门的状子都有机会立案，州县地方官立有种种“不准”。崇祯年间的规定是这样的:“牵告多人，不准;牵告妇女，不准;牵告久事，不准;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与廉经不对，不准……”最后，只有那些被县太爷“相中”的才会被收下来，听候判决。而地方官审案的时候，“判断之功在于看卷首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他们没时问亲自到现场取证，也不按法律条文判案，全凭“告状”分析案情，然后做出一个结论。 　　在这样漏洞百出的体制中，专业讼师的出场势不可挡。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为当事人书写一篇符合格式、合情合理，又能打动官员的诉状。为能将案情在200~300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清楚，讼师们煞费苦心，总结出“词讼十忌”、“状词十段要诀”等。所谓“凡握笔作状词，必有一定之程式，不可造次捣乱”，要依次说明“主意”、“缘由”、“期由”(时问)等。 　　对讼师来说，如何说话，如何去打动地方官，却是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好的讼师，甚至可“一枝笔，一条舌，能抵三千毛瑟枪” 　　讼师如何“包揽诉讼” 　　在充满漏洞的司法体系中，讼师既有如此大的“主观能动性”，自然很容易变得主观。他们时而仗义出生，时而为利人死，如何取舍，全凭信仰和原则。但这往往是靠不住的。讼师之所以背负了上干年的恶名，除了官府的刻意抹黑外，也因为从业者中有太多人违背“职业道德”。《清稗类钞》、《刀笔著华》等书中收录了大量关于讼师的史料，其中讼师为恶的事例占了大多数。 　　光绪年间，江西有一个老汉状告儿子昨逆，儿子拿重金雇请律师帮忙。结果这个案子被讼师改头换面为“妻有貂蝉之貌，父生董卓之心”，意思是说公公企图霸占几媳。于是审理案件的官员怒气冲冲:“老而天孤比，何讼为!”几子最终被无罪开释。 　　有的律师猫准官员无法及时到案发现场的“法律漏洞”，还公然制造伪证。寡妇陆婉珍与邻居汤翁争夺一块土地的所有权。汤翁贿赂官吏，使陆婉珍有怨难诉，就在汤家祖坟上吊自杀了。汤翁赶忙找著名讼师谢方蹲帮忙。谢方蹲命人给死去的陆婉珍换上一双新的绣花鞋，以“诉为冤遭仇陷，移尸图害事”做状，说汤家的墓“四面苗天”“倘逢天雨，更觉泥泞”，而在“连宵春雨”后，陆婉珍的尸体上“香钩(指女人的鞋)初未沾泥”。 　　谢方蹲以此说明，不是死者自己走到汤家墓地自杀，而是有人欲陷害汤翁，在别处杀完人，再移到汤家墓地的。一个小小伎俩，就让逼死陆婉珍的汤翁，从加害者转为受害者，轻而易举地洗清了自己的罪名。 　　理论上，地方官收多少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