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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服告政府是借法治耍横 　　安徽阜阳一处拆迁现场，拆迁户哭诉：“政府拆我们的房子，必须拿拆迁手续给我们看看”。干部笑着回答：“正在办理，不服告政府。” 　　除了“不服告政府”这句话之外，视频中该干部的“法言法语”还有不少，比如“你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甚至把行政诉讼法都搬出来说事儿，俨然一副依法办事的样子。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该起拆迁是否合法，但就从该干部口中“拆迁手续正在办理”的只言片语，就与现场挖掘机轰鸣的“正在拆迁”形成鲜明矛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你“先拆后办手续”的权力? 　　“不服告政府!”这种说法本身可以说无懈可击，既然百姓对政府的拆迁不服，总得找“第三方”说说理，那就只能找法院了，这看起来也是另一种“依法行政”。 　　那老百姓为何不拿起法律武器，其实网上的网友评论已经给出了答案：“政府强拆输官司，也是经济赔偿，这不和拆迁补偿一样吗?但政府赢得了时间，干部取得了政绩。”所以，不管最终官司输赢，只要能先把房子给拆了，政府就已经赢了。 　　司法权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司法权与行政权相比，具有被动性，不能提前介入。司法权的被动性决定司法只能让当事人用以防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盾”而不是“矛”。政府还不等拆迁户拿起“盾牌”就已经把人家房子给拆了，这不是借法治耍横又是什么? 　　拆迁确实是当今社会最烫手的一块“山芋”。也正因如此，只有建立公平的规则，依法拆迁才是破解“拆迁怪圈”的唯一路径。这让笔者想起了“德国小磨坊”的故事。因小磨房紧挨威廉一世国王宫殿，有碍观瞻，国王派人与磨坊主协商不成，就把磨坊给强行拆除了。磨坊主把国王告上了法庭，法庭认为国王擅用王权，判决国王立即重建一座磨坊。现在，这一“德国小磨坊”仍然存在，并成了德国司法独立的标志性建筑。如果我国法院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做出类似“恢复原状”判决，政府违法拆迁不是一赔了事，而是要给人家再建起来，估计权力就不会嚣张到先斩后奏了的程度了。 　　裂感，很容易让受害家庭和关注此类案件的善良公众，产生人贩子应该“千刀万剐”的愤恨。而贩卖儿童罪案的破案率越低，越容易让公众产生“杀一个是一个”的非理性表达。 　　面对这样的非理性焦虑，理性的声音固然不该缺席，但据理而言的论说，却未必能够起到实际的作用。人们真正想听到、看到的，是更切实的找回孩子的承诺和行动，是公安、司法部门更大的决心、更高效的机制。不难想象，如果大多数拐卖儿童案件都能破获，则人贩子的侥幸心理不攻自破，公众对人贩子的重刑期待，也就不会那么强烈。反之，如果破案只是极低概率的偶然事件，则即使面对“落网必死”的风险，也很难吓阻人贩子们铤而走险。 　　一言以蔽之，面对“保护孩子不被拐卖”的伤害、担心和焦虑，郑重的承诺和有效的行动，比讲理、解释更必要，更迫切，也更管用。几个行业去拿高薪，谋求更大发展。而现在的辞职者，多半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比如，徐绍文辞职之后，开始有时间锻炼了，目前在南京陪自己的女儿读书，“算是无官一身轻”。辞职后的孙涌准RaNOv备从事律师工作。去年辞职的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刘涛回到村里，通过流转租赁了100 多亩土地，在当地率先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 　　当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供选择时，人的自由度就提高了，社会的价值评判会趋于正常。以刘涛举例说，有一次，他去接儿子放学回家。儿子与一个小伙伴的对话，让他忍俊不禁。原来，儿子的小伙伴炫耀自己的爸爸是局长，儿子却说：“这有什么，我爸爸副县长都不当了!”这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辞职对孩童心理世界的有限矫正，不再是“我爸是李刚”式的权力傲慢。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官场中的公务人员也像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那样，正常地入职、履职、辞职，那么社会对行政权力的顶礼膜拜必定大为收敛。 　　从上述公务人员的辞职中，可以管窥蠡测社会风尚的一些值得肯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