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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 　　卡尔·波普尔曾言:‘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①德国历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德国史学的发展史上，从来都不缺少争论。德国的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被作为“争论史”来加以追述。②尤其是二战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使得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的争论传统更加发扬光大。本文并非聚焦争论详细的论点论据，而是关注争论作为一种特定学术行为的渐进}h}变化，以此来勾勒联邦德国大规模史学争论的独特之处。 　　一、争论的特点 　　在对历史学科中的个别争论事件用特定视角进行审视之前，首先需要对争论在历史科学中特殊的表现形式加以说明。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史学争论与一般性的意见分歧之间存在着区别。大部分的学术反对意见往往是寥寥数。愈到晚近，史学争论愈展现出其横跨多个领域、兼具数个情境的特点。尤其是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历史的重负使得触发史学争论的几率大大提高了，而生活世界的新变化则使得影响史学争论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也更难被历史学家所掌控。一方面，传统的史学争论形成与发展模式仍然有其有效性，学界内部爆发了众多纯学术论争，比如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的争论。而另一方面，从60年代的费舍尔争论到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再到90年代的戈德哈根争论，史学争论发展出了一条从爆发到推进都不同以往的新路径。下面就对这条新路径作一具体分析。 　　二、从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到戈德哈根争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近十五年的沉寂后，联邦德国终于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史学争论，即围绕德意志帝国一战前后的政治策略及其一战罪责展开的“费舍尔争论”。①这场争论由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 1959年发表在《历史杂志》( 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的论文《德国的战争目标》②和1961年出版的专著《争雄世界》③而引发，之后迅速发展为一场专业领域的大论战，并且在公共领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关于这场争论是否是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的转折点，尚存在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争论大大促进了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转变和公共领域历史政治意识的发展。 　　直至1950年代末，在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内部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带有浓烈辩护意味的、与历史编纂的保守主义普鲁士传统密切相连的历史图景。与此相应地，公共领域的主导观点是为一战期间的德国政策辩护，并且认为其与希特勒和二战并无关联。费舍尔及其支持者打破了这种一致性，向公共领域展现了一种面对过去的新途径。他们的观点是:第一，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一战的全面爆发负有重要的、主要的历史责任;第二，大规模的以兼并为目的的战争目标得到了从右翼到左翼、从政客到民众的普遍支持;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保守主义的专业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被费舍尔的这些观点所激怒，对其展开了激烈的反驳。 　　费舍尔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9-1961年，历史学家在专业内部围绕费舍尔的文章展开争论。主要是费舍尔和汉斯·赫茨菲尔德(Hans Herzfeld)围绕若干争议点展开讨论，他们互有分歧，但也有意见一致之处。尤其在关于德意志“歧路的连续性”这一命题上，双方都试图向中间靠拢，最有可能达成合致。这时，这场争论是一场处于“证明的情境”中的学术论争。第二阶段是1961-1964年，历史学家和记者在公共领域围绕费舍尔的《争雄世界》一书展开争论。这时争论在学术论争与公共论战中来回摇摆，并最终以公共论战的形象落下帷幕。1961年10月，该书出版后，迅速得到了以日报和周报为主的德国各大主流平面媒体的追捧。而在历史学家一方，受制于专业期刊较长的出版周期，他们的反应则要迟缓得多。④ 　　直到1962年2月、4月和5月，路德维希·德约(Ludwi} Dehio)、戈洛·曼( Golo Mann)和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才开始代表专业。对于学界的主导者们而言，戈德哈根所引发的媒体风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该书论点中正确的部分，没有新意;而有新意的部分，则不正确”③。大众公共领域对该书的追捧不舍为对专业史家们的当头一棒，读者对他们的专业批评意见不屑一顾，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第一次，整个职业队伍被报界剥夺了行为能力”。④只有这是戈德哈根现象中真正全新且具有意义的一点。 　　三、变化中的争论文化 　　1977年，韦勒在回应对其《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一书的批评时曾言: “谁……带着尖锐的论点引人注目，而他自己也乐于进行论战，他就应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