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中不能承受之轻.docVIP

论伦理中不能承受之轻 　　罗素在《哲学的问题》中谈到，哲学的价值之一在于它的问题能将人从习惯性的盲从中惊醒。但对习惯的盲从绝不是非哲学家群体的专利，在对问题的研究上，哲学家们也常常盲从于某个时代的潮流。就在西方伦理学界还沉迷在有关道德规范的标准和真值问题的争论中时，克里斯汀·科斯嘉( Christine M. Korsgaard) 在 1992 年的《论规范的源泉》一文中，疾声提出了一个长久以来被伦理学家们所漠视但却更为基本的伦理问题---“为何为善”的问题。“为何为善”( why bemoral)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休谟，甚至亚里士多德那里便有所讨论，道德规范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同时也蕴含着对我们行为的要求( command) 。比如，“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不仅仅是对“见义勇为”这个行为性质的描述，它同时也要求我们这样去行动。然而，为善往往是有代价的，有时代价沉重。因此，道德理论不仅要回答规范的标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按照这一标准去行动的问题。对“为何为善”问题的缄默，是道德理论不能承受之轻。 　　虽然敏锐地认识到了当代伦理学讨论中的这一重要缺失，科斯嘉本人对“为何为善”问题的回答依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在面对她所强调的代价沉重的艰难抉择时，科斯嘉的回答难以打消“为何为善”的疑虑。笔者认为，科斯嘉的失败揭示出的是她所秉承的自然理性主义传统所面临的真实困境。本文将从以科斯嘉为代表的主流的西方伦理理论在回答“为何为善”问题上的有心无力，来讨论伦理学中自然理性主义传统的局限，以及在这一传统之外的伦理理论的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从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开始，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自然主义”( naturalization) 转向。在此之前，超自然主义的伦理理论统治着人们的伦理观念。道德被赋予了某种“超越性”( transcendence) ---一种超越于自然世界的权威，超越其他一切世俗欲求考量的必行性。这种超越性有时被理解为神或天的命令，也就是常说的“神命论”( divine command theory) ---“摩西十诫”是其典型的代表。这种超越性有时被理解为某种最高的、根本性的原则，比如柏拉图式的“形式”( platonic forms) 或者阿奎那式的“自然法”( natural law) 。最经典的代表莫过于下面这段耳熟能详的宣言: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种超自然主义的伦理观，如果不是被公开嘲弄，也已经被大多数现代西方伦理学者视作遥远的历史。伦理学必须建立在某种与自然主义科学概念相容的基础上---这一信念俨然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在去除道德的超越性的努力中，不同流派的道德理论不约而同地投向了“理性”( Reason) 。比如，功利主义及其当代的继承者后果主义，社会契约理论及其当代的各种流派，新近复苏的美德伦理学，以及以科斯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等，都将道德规范的权威建构在某种自然主义的“理性要求”( command of reason) 之上。这种试图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某种与自然主义框架相容的理性要求的基础上的传统，笔者称之为“自然理性主义传统”。 　　但自然主义转向的一个代价便是让道德规范失去了超越世俗的重要性，使得它必须时刻面对其他各种相左的世俗理由的竞争，由此，“为何为善”的问题变得紧迫起来。当然，这不是说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下的道德理论没有为道德规范提供合理性的依据---这样的依据常常蕴含在它们为各自理论的正确性所做的辩护中( 比如，功利主义对为何利益最大化才是行为对与错的标准的辩护中已经蕴含了为何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由) 。它们忽视的是“为何为善”问题的一个更重要、与道德实践更为相关的层面。 　　科斯嘉强调的“为何为善”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相互关联却各有侧重的两个子问题: 一是“合理性问题”---道德理论必须能解释它的规范为什么在客观上是合理的; 一是“驱动力问题”---道德理论必须能够帮助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形成足够强的遵循规范的行为动机。道德规范必须有客观上的合理性作为根基，但同时这种合理性中也必须蕴含主观上的驱动力，使得人们在理解道德规范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会产生遵循规范的动机。道德理论能否有利于行为动机的形成，以至于在面临道德上的逆境时行为者也能坚持善的行为，对于道德理论而言是一个更具现实相关性和更重要的问题。一个理论上再精致、再融洽的伦理体系，如果无力于善行的驱动，终究只是画饼充饥。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下的道德理论恰恰是无法回答这个更为重要的“为何为善”的问题。即便是科斯嘉自己的方案，也更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