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烙历史学研究中‘寥重证据法”的运用与发展.docVIP

论陈寅烙历史学研究中寥重证据法”的运用与发展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众多的前辈学者对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社会正处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期，以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烙、顾领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以博通古今、贯穿中西的学术见识，开拓了一片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他们所提出的治学方法至今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垣的“史源学”，陈寅烙的“考订是非，解释疑滞”，顾领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傅斯年的“只求证，不言疏”。他们“言之成理”，建立了一套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研究理论系统。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传入，考古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传入中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打开了一扇窗。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恳“多重证据法”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陈寅烙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多重证据法”为他们中的典型。法一方而受到传统乾嘉学派的影响，另一方而受到西学影响，他“通古而鉴今#39;,“学贯中西”，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将自己一生治史的方法自命为“不古不今之学”。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当以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为己任，学术兴衰关乎民族存亡。因此，他本人的学术精神更是被学界誉为“具有民族精神的高度”，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将自己的学术使命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佳作，使大陆学术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对其文化观、学理性展开综合研究。正如陈寅烙为王国维纪念碑文所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经写成也便成为他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为学界所尊崇的治学精神。 　　一、陈寅烙的学术成长之路 　　陈寅烙(l590-1969)，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年轻时出国留学近zo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哲学方而的书籍。这些留学经历，为陈寅烙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且具备了多国语言阅读的能力，一经回国，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受众人尊敬。从1925年起，便在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任教，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在清华应聘期间，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同任教于国学研究院，被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当时国内研究中国古史方而具有很大影响力。 作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陈寅烙的治学方。 　　二、陈寅烙在历史学研究中“多重证据”的运用 　　陈寅烙在清华给学生授课时，一直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他重视考据实证。治学注重实证，虽然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但在这一方而，陈寅烙占有语言方而的自身优势，因为他精通二十多种语言，在治史方而可以用本土语言直接参考相关文献。 　　诸如，他在德国求学期间可以直接翻阅德文版的书籍，对德国的兰克、尼布尔等史学家的著述顺手拈来。在治学方法上，他善于将各种语言文宇材料进行比照、参析。在对《高僧传》做的注中，这样写道：司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这就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作比照。陈寅烙在治史方而并不拘泥于一派之言，而是广泛汲取各家精华，不仅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优良传统，还学习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作为制度史上的经典，是陈寅烙在执教期间，将备课讲义以及其他零散史学原稿结集而成的。陈寅烙重视考据实证，但在治史方而，却不囿于纯粹的义理研究。全书以隋唐制度及其建制相关的内容，论述了隋唐时期包括音乐在内的一些制度的渊源流，揭示了隋唐制度与北魏、北齐，梁、陈还有西魏、周以及汉魏六朝的制度关系。 　　综合来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以隋唐制度的“三源”流变为基本线索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涵盖了诸多领域的相关内容，诸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宇学等。顾领刚对此书评价很高，他认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烙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 其中，书中第五部分是“音乐”，在这一章中陈寅烙对《隋)) ,《旧唐书》以及《新唐书》中的音乐史料进行了集中梳理，考证了隋唐音乐制度的存在情况。陈寅烙以自己卓越的见识和文化积淀，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种族文化间的关系进行整理，音乐部分以《隋书·音乐志》的记载为主要材料，对隋唐胡乐的承袭关系进行重点论述。 　　作者在这一章节中主要想阐明唐代胡乐的流变线索来自“一源”，即北齐、北魏，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北周，文章的第五部分对此进行了考证。本章所欲论者，在证述唐之胡乐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