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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世界诸民族的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埋伏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进的规律之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多歧，诸民族近代转进的起始基点、发展线路又颇有差异。以明末清初哲人黄宗羲(1610-1695)所著《明夷待访录尸新民本》诉求为例，可以看出中西思想近代进路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一、人类文明的近代进路其方向是共通的具体线路是网状的而非单线的 　　16-17世纪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总量中国还明显领先)，双方的一些地区都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思潮滋生发芽。侯外庐、谢国祯、萧董父、余英时等海内外学者都对此有所论说，揭示了中西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笔者肯认这种诸文明的近代进路存在共通性的评判，但要特别指出，这种共通性是指方向性的共通，而非指具体发展线路全然一致。事实上，16-17世纪的中国与西欧的前近代社会又有着明显差异。一些学者从经济史角度分析过这种差异(中国“重农”，西欧“重商”;中国封闭，西欧海外殖民、试图建立世界统一市场等等)，此不赘述，这里需要着重考察的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欧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上的区别，这便是笔者在《“封建”考论》中申述的: 　　前近代中国是一个皇权一统社会，实行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前近代西欧是一个教会、国王、诸侯、市民四足鼎立的封建社会，实行以领主经济为基础的分权的贵族政治。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配置系统和社会构造方式。因其基点不一样，中西近代转型的方向虽大体一致，其变迁线路却颇相差别。且以中国近代早期政论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为例，来探究近代前夜先进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进路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二、共通性题旨:谴责专制帝制 　　《明夷待访录》的中心题旨是谴责专制帝制，这与西方近代思潮遥相呼应，但二者当时并未交流，而是各自独立生发。这正雄辩地说明人类社会近代走势存在共通性。 　　《明夷待访录》远袭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批判精神，对私有制、阶级社会确立后(即该书所谓“今之君”时代)的专制君主及其下辖的各项制度给予总体性批判。这就使《明夷待访录》否定皇权专制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在若干重要领域超越传统民本主义，笔者将其称之“新民本”。这种“新民本”，包含若干近代性内涵，直逼民主主义，当然尚存在差距。 　　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超越民本主义框架，与占统治地位的王权主义相对抗的理念，并非始于明清之际，当然也不是发初于《明夷待访录》，自秦汉以下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这些异端思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仁政”、“王道”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君权痛加谴责，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显然采摘了这些异端思想的观点和语言。如《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发起总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而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对此早有论及，仲氏指出，君主得国不过是“伪假天威”，实际靠的是强力(《昌言·理乱》，载《后汉书》《仲长统传》)。《明夷待访录》抨击君主虐民、残民，其愤激、尖锐的措辞用语，与两晋的阮籍、鲍敬言如出一辙(阮籍:《大人先生传》，葛洪:《抱朴子·话鲍》)。 　　《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对中古异端既采借又扬弃，在此基础上，开展政治领域清理旧地基，树立新建筑两方而的工作。就清理旧地基而言，《明夷待访录》可谓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对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彻底性、整体性的词情并茂的批判，与欧洲18世纪启蒙大师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论述相比，也毫不逊色。就树立新建筑而言，《明夷待访录》也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以传贤代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等等。虽已非常接近近代政治理念，然而却新旧观念纠缠。其中详细论列的施政举措，如郡县学官、郡县公议(《明夷待访录·学校》)，科举之法、荐举之法、太学之法(《明夷待访录·取士下》)，重定天下之赋、屯田之行(《明夷待访录·田制二》)，兵民合一、文武并重(《明夷待访录·兵制二》)，金银易钞(《明夷待访录·财计一》)等等，固然较为坐实，并且对时政不乏参考价值，却少有超出传统的近代性。与孟德斯坞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可操作的近代政治蓝图不可同日而语。 　　《明夷待访录》的这种性状，真实反映了中古晚期的中国初级启蒙思想的特征。《明夷待访录》在“破旧”与“立新”两方而的努力，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哲学所能达到的时代极限。在“破旧”方而，它基本上完成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此后，以词锋锐利著称的17世纪末叶唐甄的《潜书》,19世纪初叶龚自珍的《明良论》《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清算专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