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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历程演变 　　卡尔·波普尔曾言: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①德国历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德国史学的发展史上，从来都不缺少争论。德国的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被作为“争论史”来加以追述。②尤其是二战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使得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的争论传统更加发扬光大。本文并非聚焦争论详细的论点论据，而是关注争论作为一种特定学术行为的渐进}h}变化，以此来勾勒联邦德国大规模史学争论的独特之处。 　　一、争论的特点 　　在对历史学科中的个别争论事件用特定视角进行审视之前，首先需要对争论在历史科学中特殊的表现形式加以说明。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史学争论与一般性的意见分歧之间存在着区别。大部分的学术反对意见往往是寥寥数第二，历史学的争论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发生的，它的阵地从学术沙龙、大学课堂、专业期刊一直延伸到大众媒体。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它的生存空间就是整个的“历史学场域”，就是不同的力量团体凭借各种手段为追求各自的认同而展开争夺的开放性场地。②在这当中，争论的主体不再仅仅服膺于学术伦理和职业自我认知，因为在争论的过程中往往有更多社会、政治、美学等非史学学科的要素干涉其中。而只有在政治、社会、个人等众多因素与事实论点纵横交错之处，史学争论才展现出其典型特点:这就是，它们不仅是当时专门的史学学科水平的反映，而且是当时历史文化的反映。尤其是在当代史争论中，鉴于争论主体不仅是以观察者而且是以经历者的身份出现，所以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作为历史学家的“公”与作为个体的“私”之间的界限更易被模糊。③第三，史学争论根据不同的发生情境可以分为“学术论争”和“公共论战”两类。一般而言，科学研究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情境:(发现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指一个新的科学假说、理论等是如何被设想或提出的;(力“证明的情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指科学假说、理论是如何得到确证或辩护的。3)锐服的情境”(context of persuasion，指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科学体系外得到认可的。 　　简而言之，在“证明的情境”中发生的史学争论是“学术论争”，而在“说服的情境”中发生的史学争论则是“公共论战”。具体而言，如果说学术论争是在狭小范围内对经验性的命题和理论性的假说科学地进行有效性检验，那么公共论战就是在广阔范围内对学术问题和研究成果的政治与道德维度进行判定。④前者主要发生在专业公共领域和学术期刊上，而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众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上。因此，参与学术论争需要主体具备对经验性研究对象进行学术审查的能力和权限，也就是说参与者不仅要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专业内部认可的执业资格，而且还必须享有一定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与之相比，公共论战的准入标准则要低得多，因为它往往不需要更多超越普通民众文化素养之外的专业历史知识储备。在公共论战中，不是两个专家或专家团体互相争论，而是一个无法明确框定界限的争论群体各抒己见，它往往由不同学科与领域的研究 　　二、从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到戈德哈根争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近十五年的沉寂后，联邦德国终于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史学争论，即围绕德意志帝国一战前后的政治策略及其一战罪责展开的“费舍尔争论”。①这场争论由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 1959年发表在《历史杂志》( 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的论文《德国的战争目标》②和1961年出版的专著《争雄世界》③而引发，之后迅速发展为一场专业领域的大论战，并且在公共领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关于这场争论是否是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的转折点，尚存在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争论大大促进了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转变和公共领域历史政治意识的发展。直至1950年代末，在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内部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带有浓烈辩护意味的、与历史编纂的保守主义普鲁士传统密切相连的历史图景。与此相应地，公共领域的主导观点是为一战期间的德国政策辩护，并且认为其与希特勒和二战并无关联。费舍尔及其支持者打破了这种一致性，向公共领域展现了一种面对过去的新途径。 　　他们的观点是:第一，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一战的全面爆发负有重要的、主要的历史责任;第二，大规模的以兼并为目的的战争目标得到了从右翼到左翼、从政客到民众的普遍支持;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保守主义的专业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被费舍尔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