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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女性诗歌的精神向度 　　经过1980年代的“狂飙突进、疾风骤雨”和1990年代“日常生活的潜流”，21世纪之后的女性诗歌写作已经进入完全和男性诗人分庭抗礼的阶段，甚至使诗坛不无阴盛阳衰的倾向。不仅翟永明、王小妮等“第三代诗人”宝刀不老、佳作迭出，安琪、娜夜等“中间代”厚积薄发、当仁不让，郑小琼、余幼幼等80后和90后更是横空出世、精彩纷呈，创作阵营壮观，几代同堂，数量与质量也堪与男性诗人抗衡，推送出不少为诗歌界广泛认可的佳构;而且21世纪的女性诗歌，已经明显摆脱对“女性意识”矫枉过正或对“男权思想”委曲求全的姿态，诗人们纷纷立足于女性意识的警觉，从日常经验的咀嚼、底层生活的触摸和精神之痛的参悟等向度入手，自觉地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女性诗歌历史的解构中传递出了令人欣悦的突破信息。 　　一、介入日常的诗意与智性 　　九十年代的女性诗人逐渐淡化性别意识，并开始“将目光移向‘自己的屋子’外的世俗现实人生、生活场景，注意在身边的生活海洋里寻找拾捡诗情的珠贝，使经验日常化。”对日常经验的攫取与书写，成为新的选择，她们视诗歌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再负载价值认同或伦理承担的意义。新世纪以来，更是延续了九十年代的日常化取向，并使之不断“深入”，愈趋成熟，呈现出诗意与智性并存的新质。与九十年代女性诗歌日常生活零技巧的原生态呈现有别，新世纪女性诗人常对庸常生活进行诗意的观照与升华，努力使其透射出恬淡平和的精神之光。写诗于她们而言并非专门的工作，不过是为表现生活中的一些事物或情感而已，或者说诗歌就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和柴米油盐一样重要。因此，她们诗中已没有过于强烈的情感宣泄与歇斯底里的呐喊抗争，有的只是安静委婉的述说。她们仿佛是把读者当作朋交，诗句也如琐屑而温馨的家常似的随口而出，自然随意，清新而又亲切。离离说:“诗歌仿佛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幻象，她有美丽的、忧伤的、甚至忐忑不安的光环，但总是基于现实的……诗歌与人，诗歌和现实都是紧密相扣，相互牵引的。”在她们眼里，有时生活就是诗歌，诗歌就是生活。在《一朵春天》中诗人写道:“这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候/他推门进来/像一小朵春天/涌进来/他推开我的怀抱，想要独自盛开……他只是个孩子，他来了/仿佛一朵春天闯进了花园”，母亲对孩子的爱是质朴无私的，诗人眼中归家的孩子如同“闯进花园的一朵春天”，所到之处洋溢的爱与温情如同给予花草阳光、雨露的春天，为整个家庭带来了生机与希望。“我通常这样靠近身边的事物/-清晨醒来，怀着感恩的心为院子里的植物喷洒清水。屏住呼吸/听月季们大声尖叫着结束昨夜的噩梦。/闻到/含羞草细小牙齿间发自肺腑的香。还有/牵牛花/一朵。两朵。三朵。簇拥着/在阳光里歌唱”(唐小米《幸福》)。清晨浇花本是极其平常的事情，但在诗人笔下却已上升为对幸福的感知与领悟，诗人将听觉、嗅觉、视觉全部调用并逐层深入，不仅使得“幸福”的含义更加真切，也增添了诗歌的层次感。经过九十年代的历练，新世纪女性诗歌介入现实、叙述生活的能力已更加娴熟，诗歌成为自我存在与日常经验的统一体，强化了自身吞吐现实的容量与活力。深入底层的力量写作由于隐秘的生理与心理构成方面的独特经验，女性能够更加真切地捕捉到生活中的点滴，庸常生活的琐屑与困扰在她们的笔下往往会孕育出全新的诗美内涵;新世纪以来，部分女诗人除了书写日常经验，还将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从社会底层探问后工业时代的精神方式，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问题与生存现状，以特有的悲悯去触摸生活中的凄苦与磨难，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与揭露者。正如霍俊明所言:“当下的女性诗人除了不断关注和挖掘女性自身经验和想象的同时不断将敏锐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一些常人忽视的地带和日常细节中重新呈现了晦暗的纹理和疼痛的真实。”她们笔下的诗歌走向了更加广袤的现实纬度，向宏阔的人类命运与历史文化等问题驰骋神思，扩展了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为女性诗歌输送了更多力量充盈的作品。与1980年代饱含情感宣泄与抗争精神的诗作相比，新世纪女性诗歌更注重探索女性世界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同时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与伦理担当。 　　郑小琼的《在电子厂》《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工业区》，刘虹的《打工的名字》《致乳房》和荣荣的《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等作品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与披露，使得这些诗人成为底层民众的“诗歌代言人”。尤其是被称为打工诗人代表的郑小琼，不仅善于将切身的打工经历和女性的细腻敏感相糅合，切入现实找寻诗意，透过女性视角提炼出对生命及意义的别样领悟，更为可贵的是，她能够将女性的个人经验延伸到时代的广阔背景当中，揭露生活的苦难与疼痛的真实。如《铁》:“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密生长/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