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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亚书院一种关于复兴的理想 　　一九四九年，五十四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孤身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峋。张其均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并已约好原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和原北京大学政治学者崔书琴等人。“本无先定计划”的钱穆当即决定赴港，稍后却在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与胡适、傅斯年一道被点名，被归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中。终其一生，钱穆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单枪匹马，一介书生”的他却没有想到自己再也没能回到故土。 　　其后，吴文晖中途退出到中山大学任教，张其购因被台湾国民政府聘请为“教育部长”未能赴港，谢幼伟又到印度尼西亚《自由日报》任总编辑。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晚借用华南中学在香港九龙伟晴街课室三间开校上课时，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倒成了院长钱穆、教务长崔书琴的筹办之功。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就是由钱穆亲自主持的。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演讲时慷慨激昂的无锡口音，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唐端正《亚洲文商学院的回忆》，载《新亚校刊》创刊号)。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钱穆坦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自己见到许多因为战乱而流亡滞留香港的青年，“到处仿徨，走投无路”，实在不忍见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但多从难民营而来的学生们“皆不能缴学费”，只能帮学校打杂工以代学费，学校又为八成学生减免学费，难免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钱穆《我和新亚书院》，载《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亲睹学校创办全过程的新儒家主将徐复观称学校就像“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侯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徐复观《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直至在创校次年得上海商人王岳峰义助，租下九龙深水涉桂林街的两层楼 新亚书院创办之初，学生学力程度参差不齐，依余英时的说法，“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但这些学生不少都来自于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更有在学校天台露宿，或晚间卧于三、四楼之楼梯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我和新亚书院》)这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令人肃然。而自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也让人对新亚书院的敬意油然而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人口已超过三百万，却依然只有以培养殖民地文官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一家高等学府，大批在中文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升学压力巨大，让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扶持或设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一九五七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1951年创立)、联合书院(1956年创立)组成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为香港成立第二所大学作准备。 一九五九年秋，新亚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八系一所、四百五十余名学生并享有盛誉的学校。同年，书院接受港英政府建议，改为香港第一所私立专上学院，参加统一文凭考试，并接受政府直接补助。 　　钱穆出于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提高书院待遇、保障经费来源、让毕业生了新亚书院在一九六三年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不过，在钱穆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富尔顿考察新亚的讲辞中，也体现了新亚当时的这种矛盾。钱穆从香港教育界的立场出发，认为香港的确应该添设一所大学，而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的香港需要的应当是一所中文大学，既可保存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可谋求中西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钱穆站在新亚书院的立场，甚至用恳切的语气说:“这一段(新亚十年)精神，我们自认为值得要请校外人士了解与同情。”(钱穆《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福尔顿博士访问本院讲词》，载《新亚遗铎》)。 　　钱穆既坚持要用“中文大学”的校名，又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在合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三所书院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联邦制，保有各自独立的校董会并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钱穆一直到八十多岁时才退休，他拖着衰老的身躯上最后一堂课，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讲台了。钱穆弟子孙国栋忆及:“那个已然衰弱到连走路都费劲的先生，宣布下课，在大家答礼要离开的时候，钱先生突然在讲台上大喊:‘你们是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中国!’”(蔡宗达《贫民区里的大师》)。 YGdQI 　　我们不知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