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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元明清时期的疆域与边疆 　　元朝实现了新一轮的全国统一。元朝的统一较之汉唐两代，不仅疆域更为广阔，民族融合的水平更高，而且疆域的巩固以及边疆内外区域联系紧密的程度，也都超过了汉唐时期。元代出现全国持续统一的趋势，被明清两代所继承，在清代还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元明清三代约650年。中国疆域在这一时期渐趋稳定和巩固，对中国疆域与边疆的最后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重要意义。 　　南宋后期，在中国基本版图的范围，先后形成南宋、蒙古诸部、西辽、金、西夏、大理国、吐蕃等部等七个王朝和政权。这些王朝和政权在所管辖区域完成局部性的统一，较之唐末、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与分裂割据，南宋后期的局部统一不但是历史性的进步，也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蒙元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先后攻灭鼎立的王朝与政权，实现了自汉唐以后对中国的再次统一。 　　蒙元的历史包括蒙古汗国、元朝两个部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公元1206年建蒙古汗国，随后势力进入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灭西夏、金朝、大理，与南宋争夺疆土长达半个世纪。蒙古人对中国的统一过程，应包括蒙古汗国与元朝两个时期，史学界称为“蒙元”。 　　元朝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度。除以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周围区域为“腹里”，受中央直接统辖外，元朝在全国设立河南江北、江浙、云南、湖广、陕西、四川、甘肃、江西、辽阳、岭北、征东等11处行省。行省初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以后成为常设的地方军政机构。行省管辖的地域范围甚广，军政兼管而且权力很大，适应南宋后期各地实现局部统一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行省执行统一政令，尽管施治方法可以适当变通，但边疆与内地实行大体一致的政令，有助于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在边疆基本形成、发展水平与内地趋于接近的情况下，元朝的6行省制度取得良好的成效，不仅巩固了王朝的疆域，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北部据有今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部，以及中国内蒙古的北部、东部与黑龙江西部。辽阳行省东面临海，占据辽东半岛，东南面与高丽相接。西南面的云南行省，统治今云南、川西南、贵州西部以及中南半岛的部分地区。在吐蕃地区，元朝设朵思麻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思藏宣慰司，直属中央的宣政院管理。元朝在疆域方面的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全国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统一，而且首次将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为中国疆域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朝统治277年。明朝继承了除北部草原之外元朝的大部分疆土，这些地区原为南宋、大理、西夏和金所统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与吐蕃地区，明朝采取羁縻的方式经营，北面则遭遇退据漠北元朝残余势力的挑战。元顺帝率众退回漠北，史称“北元”，以后改称“鞑靼”。鞑靼与另一蒙古势力瓦剌经常南下，给明朝造成很大的压力。由于鞑靼、瓦剌经常侵扰明朝的北疆，明朝依靠九边重镇与积年修建的长城与之对峙。明朝在土木堡战役遭受惨败，英宗被俘。有学者认为明代是第二次南北朝，即南方王朝与北方夷狄对峙的时期。 　　自从安南脱离，中原王朝失去统治西南边疆的一处屏障。为确保云南联系内地的交通要道湖广道的安全，公元1413年，明朝在湖广道所经之地建贵州省，为西南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保障。从公元1441年开始，为制止今云南西南部麓川土司的扩张，明朝在九年间三次征讨，最远打到今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三征麓川”维护了明朝西南部疆域的完整，同时留下土司长期纷争的祸根。缅甸的东吁王朝插手南部土司的争斗，形成渐次进逼之势。云南巡抚在今腾冲以西、以南的地区置八处关隘固守，关隘之外的区域乃被东吁王朝吞并，明朝在西南边疆的疆界内收。 　　明朝面临维护海疆安全的问题。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沿海地区出现由倭人、海盗等组成的“倭患”，明朝对倭寇进行了坚决打击。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岛北部，公元1642年击败西班牙人占据台湾。公元1661年郑成功将荷兰人逐出台湾，随后设置承天府与州县，大陆沿海地区的百姓大量移居台湾。1553年以后，葡萄牙人在取得泊船权的基础上，在澳门修建教堂、炮台等建筑，逐渐取得对澳门的实际经营权。 　　清朝立国后，多次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致力于恢复和捍卫疆土的安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清初，称明代瓦剌为“厄鲁特蒙古”，以后成为西蒙古诸部的统称。在厄鲁特蒙古诸部中，以噶尔丹为首领的准噶尔最为强盛。准噶尔先后征服南疆的回部，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地区。准噶尔部控制的地域，地跨葱岭东西两地与天山南北，东抵哈密，西及中亚，成为清朝经营西北边疆的劲敌。公元1696年康熙帝率军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发动的叛乱。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进入西藏，驱逐了准噶尔的势力。清朝统治者还与内外蒙古上层长期联姻，积极传播佛教，利用上层联络和文化影响的作用，促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