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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探析 　　人类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符号系统。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自然也不例外。完整的文学研究应当兼顾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个面相。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多从文学价值或文学意蕴的角度着手，分析探讨作品的情节、内容、意象、情感等，这是文学符号系统“所指”的一面。至于文学符号的“能指”，则常涉及文本的语言特征、修辞方法等。由于文本是借助语言形式构成的，需对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有深切的了解，语言学者正好担负起这一部分责任，参与到文学“能指”的 研 究中来 。“语言风格”有关的分析范畴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正是可视为这方面工作的直接成果。然而就时下学界的一些论著来看，使用“语言风格”和“文学风格”两个术语缺乏同一性，彼此有所混用，这一点影响了学界的交流，妨碍对于问题实质的理解。本文试图以具有浓郁地方风味、表现武汉风土人情的“汉味”小说为佐证，简要阐述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语言符号、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 　　语言符号本来只是一种听觉符号，它是用语音来表示意义的，音义之间的关联既具有任意性又具有约定性。从系统角度而言，语言符号非常复杂，其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构成三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内部又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语言单位，各系统和各单位之间有着种种联系。每个语言符号的作用都是以整个语言系统作为存在前提，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语言本身在发展和使用的过程中始终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而不断进行调整。那么，能否从字面上将“语言风格”简单地理解为语言符号的特征呢?答案是否定的。 　　语言符号有两种存在的形态：一种是处于“备用”状态，等待使用者采纳的;另一种是处于“使用”状态，正被用于交际活动中。“语言风格”是“适应特定的交际目的、对象、内容和场景的需要，通过特定的言语表达形式所形成的特定的言语气势和言语格调。”[1]之所以强调“语言风格”是言语的而不单纯是语言的，是因为“语言风格”是在语言运用中形成的，并不是以语言对比方法所获得静态的、规范提炼的结果。再者，“语言风格”的言语性也决定了它不能脱离特定的题旨情境，必然受到非语言的外部因素的制约进而影响到言语形式、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的形成。因此，对于具体文本“语言风格”的分析必然是动态的分析，言语形式即语言符号的显性特征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并不能代表和反映“语言风格”的全貌。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语言风格”并非是一个空灵的概念，必须以语言手段作为基础。构成语言风格的话语体系是语言表达形式的各种特质的综合体，它调动了语言中包括文字、音韵、词汇以至句法篇章组织等各种积极要素，有时还要利用体态语、副语言以及图表符号等，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句法和篇章组织，这是形成风格体系的支架和关节。每个人都有组织语言的一套习惯和方式，遣词造句、行文表达中总会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自己的个人风格。现代意义上语言风格学的兴趣正是基于此点，语言学者试图利用自身丰富的语言分析经验，以及精确、客观的分析手段，探索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规律，具体去评判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的语言是怎样的，如何组织起来的，结构规律如何以及具有何种特点等等。至于作品价值的高低美丑，语言学者不置可否，纵使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本身也可以进行语言分析，也具备“语言风格”。依从这一角度，语言风格学与通常意义上所说修辞学也存在区别，因为修辞学的目的是求“美”，讨论的是如何使文辞流利生动，富有文采，以利于文义的传达。 　　迄今为止，有关“风格”最有名的定义，是法国文学家布封的“风格即人”。大意是思想的表达属于个人，风格是个人加于自己思想的“顺序和波动”。这一定义简练但却显模糊，既可指某个人的个体语言风格，也可指某个人言语作品在内容思想上所呈现的风格。后者即是现在所说的“文学风格”。文学风格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性，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景造成的相对稳定的话语特色。能否形成独特成熟的文学风格，往往是评价作家或作品成就的主要标志。文学风格重视对作品整体印象的概括和综合性评价，涉及内容、思想、情感、艺术特色等，当然也包括由语言形式隐含的个人风貌。 　　二.“汉味小说”的风格层次 　　严格说来，“汉味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才产生的“新”概念。之前学界已有“京味小说”和“海派小说”的提法，如老舍的 《骆驼祥子》 讲述的是老北京的事，文中又选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又如张爱玲的 《倾城之恋》和茅盾的 《子夜》 等，其故事情节均以上海为背景铺陈，其间也夹杂了部分上海话。如此，对“汉味小说”的理解也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因其大量使用“汉腔”即武汉方言而得名，二是因其描摹武汉人的世俗风情而得名。前者是语言风格学的分析路径，后者则参照的是整体性的“文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