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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孟德斯鸡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400年前的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此前，他己指定龙华民接替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之职，被后世称作“礼仪之争”的传教策略分歧由此开始孕育。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远非单纯的宗教事件，而是掺杂着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间的国家利益之争，罗马天主教教廷与法国国王的权力之争，以及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天主教修会或传教团体之间的宗派之争。礼仪之争原本限于传教士内部，自入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挡明令禁止中国礼仪后，引发中国教徒不满，遂扩展至普通教民。为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对立的双方把争论带到了遥远的欧洲，并且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论点，从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引发了一场了解、研究和诊释中国文化的大辩论。这场争论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使欧洲人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绚丽多姿的一幕，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入华传教士所始料不及的。 　　18世纪的法国正处在革命前的启蒙时代，知识界热切希望借他山之石为病入膏育的法国找到一剂改革良方，教会人士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关注，并依据各自的了解和理解作出不尽相同的解读。 　　本文试图着重探究的是被后人称作启蒙思想家的孟德斯鸿。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和发生在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现有材料表明，他至迟在1713年就关注此事，并且己经初步形成了他对争论双方的基本看法。他对礼仪之争的起因与过程的关注一点儿也不比当时关心此事的其他人少。他在自己的笔记《地理》中写道:从菲律宾来到福建福安县的两位多明我会士，在对中国人他在这里表述的意思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不存在能够与世俗统治者抗衡的宗教势力，外来的基督教想要在中国站稳脚跟，首先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这既不是罗马教廷的目的，也不是传教士的初衷，更不是他们能够办成的事情。 此外，孟德斯鸿也深知，无论教会人士和学者对中国人的宗教和信仰如何定位-无神论、自然神论、唯理论、偶像崇拜和迷信……最重要的事实是，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信仰、习俗和礼仪，而构成普遍精神的这些因素无一不是根深蒂固乃至牢不可破的。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首先必须让他们放弃所有这一切，而这岂是传教士们所能做到的。所以他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教化中国人，因为，必须先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宗教是虚假的，他们是劣民，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基督教徒。” 　　退一万步说，基督教的传教事业纵然在中国获得了部分成功，其后果可能也会是灾难性的，因为如果国王饭依了，他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如果人民饭依了，他们就成了国王的敌人。”所以，孟德斯鸿的结论就是:所有向这些国家派遣的传教团，都是坏事!② 很显然，孟德斯鸿不仅对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对十七八世纪基督教的入华传教活动总体把握比较准确。就此而言，在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中，能与孟德斯鸿比肩的恐怕只有伏尔泰。伏尔泰把他的潞易十四时代》第39章辟为议论礼仪之争的专章，题为“关于中国礼仪之争，这些争论怎样促使中国取缔基督教”。在叙事的详尽方面，伏尔泰远在孟德斯鸿以上，对于这次传教活动以失败告终的表面原因，他与孟德斯鸿的看法不谋而合:“前来帝国传教布道的外国人之间的分裂不和，使他们传布的宗教名誉扫地。满清朝廷对欧洲人注意了解之后，得知不仅传教士内部四分五裂，而且在广州登岸的外国商人也分成派别，彼此不共戴天。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更加被人贬低。”③ 　　然而，对于礼仪之争和传教失败的深层原因的分析和认识，伏尔泰似乎不如孟德斯鸿。他虽然也在《哲学词典》的“论中国”条目中责备耶稣会士过于狂妄，心目中只有基督教和教皇，以至于令中国人厌恶，最终遭中国人人唾弃。但是，他却没有向前再进一步，没能像孟德斯鸿那样，从总体上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于一种异质文化的宗教，如何才能在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度里立足生根。 　　孟德斯鸿对于礼仪之争和传教活动的总体看法，决定了他无意评判参与争论的双方谁是谁非。在他看来，无论是否曾经有过礼仪之争，无论哪一方在争论中占了上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都肯定不会成功，这场争论是无谓的争论，而传教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失败。在这一点上，伏尔泰似乎也比不上孟德斯鸿，在潞易十四时代》的第39章中，他明确地支持李明，斥责颜挡，甚至偏袒耶稣会士，否认他们在澳门虐待教皇特使多罗。 　　顾名思义，贬华派就是说中国坏话的人。孟德斯鸿之所以被视为贬华派的领头人，主要就是因为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有许多批评或斥责。事实确实如此，自从《论法的精神》问世之后，此前几乎得到一致承认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开始蒙上了阴影，法国知识界在中国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夜，美好的中国形象彻底为丑陋的中国形象所取代。 　　一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