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doc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罗新璋 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刊物介绍进来不少国外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真可谓“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相形之下，我们的翻译理论遗产和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就那么贫乏，那么落后？编者于浏览历代翻译文论之余，深感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 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谓通言语之官）这一名目，唐朝贾公彦所作的《义疏》里提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条注疏，关于翻译的定义，足以给人不少启发。用现代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也许可以诠释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目的。此处仅举一例，藉以说明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当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 一 大概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礼记·工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言语的人。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 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汉武帝通西域后，印度佛教哲理相继传入，对当时中国的固有文明不啻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思潮。从汉末以迄宋初一千多年的译经事业，以隋唐为鼎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散见于当时的序文跋语里，就有不少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相传我国第一篇谈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其中说到：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日：“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据钱钟书先生诠证：“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这篇写于一千七百年前的序文，实际上已涉及翻译的一些重要方面。首先确认“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在“不易”的情况下，要求“因循本旨”，“实宜径达”，虽“嫌其辞不雅”，但译经以“当令易晓，勿失厥义”为善。由此可见，我国最初的翻译思想，已达到相当高的认识水平与概括能力。 鲁迅先生在评论严复的翻译时，对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曾提纲挚领理出一个头绪：“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段话大致隐括当时直译、意译和新译等三种译派。 “汉末质直”，前引支谦文已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东晋时的道安（314—385）更加发扬蹈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力主矜慎。他所监译的经卷，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完全是直译派的做法，务求忠实审慎，兢兢于不失本，认为“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当时“译界第一流宗匠”鸠摩罗什（344—413）曾论及翻译文体，“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实际上也是指摘直译之失。他推敲《正法华经》的译句，已成为我国翻译史上有名的译例。竺法护原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觉得“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僧睿相与参正文句，提议译作“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顺应当时趋尚绮丽的文风，鸠摩罗什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他重译的《维摩诘经》，“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所译的《法华经》，“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饶有文学的情致。后人称道他的译品，“善披文意，妙显经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鸠摩罗什的翻译，对于原本，有增有损，求达求雅，属于意译的一派。 “唐则以‘信’为主”，古代的大翻译家玄奘（602-664）就主张“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nou4)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是“不翻”的翻法。译文中夹杂许多梵音，或许是“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原因之一。至于玄奘本人的翻译，他同时代的翻译理论家道宣极为推崇：“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玄奘明于佛法，兼通梵汉语言，译笔谨严，多用直译，善参意译，世称“新译”。总之，“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见《梁任公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