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docVIP

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 王沪宁（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76-82页）当代世界历史—社会—文化的迅速进展。向各个社会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发展政治体系以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兴盛，已构成各类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看，在不同结构的社会中，政治发展面临的要求和条件各异。因此，判明一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构造，并阐释政治体系与日益变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运作，是分析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试图用“工业后社会”作为基本概念，分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1）。这个观点有失偏颇。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可通约之处固然不少，但若作超越时空的抽象比较，恐有诸多不便。较为合适的方法是根据不同社会的基本类属对其进行剖析。沿波溯源。本文试图在“革命后社会”的框架下，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发展。“革命后社会”，指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它包括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社会。至于经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可把它们归之于“独立后社会”的范畴，这里不做分析。在明确了革命后社会的界说之后，首先需要确定革命后社会发展的历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尚不能立即进入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时期，须经历一个相对的初步阶段，其时间长短因各国国情而异。这一段时期的存在，有其主客观两方面原因。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告诉人们，不同社会之间的更替或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转变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后必须有一个革命化的时期。列宁曾指出这个时期的必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站稳脚跟。诚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观念的透视和理解并不一样，有的弱化，有的强化；而由于片面理解所引出的波折甚至灾难亦存在。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化时期的理论本身仍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吻合的，关键之点在于如何推动这个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二，实际生活表明，革命本身就是—个过程，不可能想象一夜之间就建成一个宏伟壮丽的新的政治体系大厦。爆发革命往往是短期的突发行为，革命阶级通过这个行为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后，社会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建设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在另一种状况下，革命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取胜，但旧政治体系依然是在短时期内被摧毁的，新政治体系的形成亦需要一个过程。一般说来，改变政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在取得政权之前，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旧政治体系，而非具体设计和着手建立新政治体系。就新政治体系而言，革命力量一般仅有概略性的蓝图，或为之奋斗的理想。在没有取得政治权力之前，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无从谈起；只有取得政权之后，这项任务才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这本身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旧的政治生活从宏观上就其形式而言，可在革命爆发时摧毁之，从微观上就其内容而言，要改变它却需要有相对持久的时间。从原则上讲，爆发革命的任务在于从宏观上和形式上改变旧的政治生活，而内容和微观层次上的改造则不能依靠一、二次突发行为。革命后社会一般需要通过一个过程解决这个问题，完成此项任务。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后政治发展的要求来观察，在革命之后，必定有一个初步时期，然后进入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时期。比较当今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社会，这不难得到印证。当然，各国革命后社会的初步时期，有时间长短、结构异同、规模微宏之分。革命后社会的初步时期有下述基本特点：（一）运用摧毁旧政治体系的力量，维护和实行革命力量的政治权威；（二）政治权威的行使没有确定的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旧体制被破坏，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三）运用政治权威对付旧政治体系的拥护者和新政权的反对者，以巩固、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四）运用政治权威组织和领导社会重建，这往往要求高度的权能；（五）运用非程序性的方式建立程序，或可转变为其它类型的活动；（六）运用政治权威加速观念重建的过程，纵使实现行为和微观层次上的变革；等等。综上所述，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革命后社会初期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个继续变革旧政治体系，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性地、权威式地组织和领导社会生活的社会。（二） 任何政治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分配既定社会的社会性资源，以推动社会各项活动和关系按照选定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