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ppt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同济大学 郭重庆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的现实。 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引来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 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勿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 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公私机构的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十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 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前20年（从八十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是辉煌的20年，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 现在面临着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 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 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但若两个互换个位置，可能都不成功。就像八十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回归到中西“体”、“用”之争，再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在当今世界管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说”向“接着说”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仍可援引类似北大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 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 接着西方管理学讲； 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