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终能独盛於後世之原因.docVIP

儒家終能獨盛於後世之原因 中國古代政治多由學術思想指導，秦由「法」而興，但亦因用「法」嚴苛而亡。漢初遵行「黃老治術」，以「清靜無為」為治國的指南，培養國力。至漢武帝時，聽從董仲舒的建議，一方面進行表彰儒術，一方面罷黜百家，以儒家的經學為國學，一切都以儒家的主張為根據，從此時開始，儒家便奠下二千年不墜的基礎。其實，就客觀分析，儒家學說本身實是有著優越的條件，在時世的需求下，藉著漢武帝的表彰而更形光大。 先秦時代的思想，從孔、墨顯學到戰國諸子，是諸子的多元化性發展，諸子各具獨特的創見。隨著秦漢大一統國家的相繼出現，由於現實社會、政治結構的改變，於是使「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的諸子學說，喪失了客觀發展的環境，於是學術思想亦有統一的趨勢。 就儒家學說的內涵來說，實有足夠條件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主力。儒家學說源於六藝，而六藝廣含著整個上古文化的傳統，本來就不是一人一家之說，故有些學者，如熊十力等，即認為儒學在中國思想界，本來就居於正統地位。再從另一角度分析，儒學之思想體系，富有彈性及融匯力，故此儒術雖然一尊，但別家思想仍得潛存。在漢武「獨尊儒術」後，指導政治思想的，表面是儒家，實際上是以儒家理論為政治原則，以陰陽家的災變為帝王之戒，成為君主專制的制衡；更用法家的主張為治事的手段，故漢宣帝明言漢家法度乃雜王霸而用，而且間中又以道家無為態度撫綏異己。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善融和的特質，即成為其能「獨尊」的主因。況且，儒家強調「序君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夷夏之防及大一統等主張，莫適合統一皇朝的需要，所以經過歷朝君主的提倡鼓吹，遂成為思想的正統。 西漢在黃老無為之治下，人民得到休養生息，可謂切時之制。至漢武時，國力充裕，加上武帝雄才偉略，實難安於「無為」。這是由於黃老無為放任政策，不利於干涉，絕非「好勤遠略」的武帝所喜。況且黃老一家的政治理論，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大帝國前途的開展，事實亦難有貢獻，故武帝時實在需要另一套學術思想以指導政治。再深入分析，在先秦諸子中，申韓崇尚刻深的法術，秦時試驗失敗，此時當然不敢再被輿論所擁戴。墨家自處過勤，自奉過刻，本非人情所堪，再經戰國時數次的打擊，此後雖有墨家，卻不成勢力。縱橫家只是天下分崩時取利祿的工具，對於國家的治體，毫無貢獻。只有儒家應用博學的方法，綜合歷史的經驗，保存尊天敬祖的精神，立定忠恕誠信的原則，推演孝悌忠節的道德，來規定典章禮樂的規模。因此，勞榦在《秦漢史》中指出：「代黃老而興，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了。」 同時，漢初行無為治世之法，致塞北匈奴為禍邊塞，至武帝時，國力已可攘匈奴，而當時所謂春秋大義的「尊王攘夷」主張便成為解決邊塞問題的學理根據。況且武帝時之儒家思想已滲入陰陽家的理論，有著一套完整的理論基礎。曾繁康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分析儒家有一套完整的天人宇宙哲學，與及抬高王權，舉為無所不包、無所不統、至高無上的權力。這些理論基礎適合於富強的國家，只要到達某一適當時間，儒家自然會得以發展，故勞榦在《秦漢時期的中國文化》一文中即說：「當時儒家所以被尊崇的，實在是由於理論完整、內容豐富。」漢武帝時代是儒學發展的時機吧！ 漢武帝銳意有為，所以特別表揚儒術，置五經博士及立博士弟子員。再者，武帝又從董仲舒「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的建議，下令天下郡國皆置學校，自始以後儒家教育日趨昌隆，漢代以後，歷朝大抵沿用，遂使儒家思想牢不可破，根深締固於中國傳統至今，成為中國傳統思想主流。 綜合上述各項，儒家思想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思想之主力，與學術本身的內涵有關，並在時代的需求下，武帝的表彰儒術，罷黜百家下形成。 說明漢初道家思想盛行之原因 道家思想於戰國中晚期極為盛行，但至秦始皇從李斯之議，下令禁書，干涉學術自由的風氣，使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盛行的情況因而消沉，道家思想亦受影響而衰落。西漢初年，繼承戰亂之餘，都市破壞，商業凋敞，農村田疇荒廢，人口稀少，朝野都需要休養生息，培養民力，以充裕國家財富，於是自戰國以來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便盛行起來。 漢初自高祖立國，歷惠帝、呂后到文帝及景帝時六十年間，都以「黃老無為」的思想為主，當時大至國家一切統治政策，小至百姓的思想言行，都莫不受其支配和影響。至於漢初黃老之學盛極一時之原因何在呢？大概來說，約有下列各點： 第一、漢承春秋戰國以來四百多年混亂的局面，繼之以暴秦苛政及楚漢相爭，社會殘破不堪，民生塗炭；而名都大邑，莫不大受摧殘；民居田園盧舍，往往十室九空，使上下臣民，都渴求休養生息的機會，於是戰國以來主張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便應時而起。 第二、漢高祖立國後，為了鞏固漢朝的統治政權，使命陸賈總結亡秦的教訓，尋求有效的統治策略。陸賈認為「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