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南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pptVIP

民眾史的建構與作用 從自治體史、學童疎開誌 、地域女性史三種地域史的編纂過程中可以發現，「民眾」的觀點愈來愈受到重視，民眾自身也實際參與歷史的編纂，學習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生活世界與經驗世界的歷史。 重視歷史是一種能力，它可以透過學習而養成。而這裡的學習並非只是正規的知識灌輸或思想打造，而是指透過非純官方或非純學術的教育系統，由一種來自民間的、主動的、自發的團體，提供參與者學習認識歷史並建構歷史的機會。 重視地方文化特色、強調對地方的歸屬與認同、出版地方色彩的民族誌是近十年來台灣本土化過程中蓬勃發展的一個面向，但在這片欣欣向榮的背後，卻也存在著某些問題，筆者想就民眾及地域的觀點來做一點反思。 一、從「民眾」來看，作為「生活者的民眾」這個觀點確實已受到重視，然而多數的鄉土威權主義或左派威權主義卻占據了台灣民眾發生的立場。我們看到了許多庶民文化的「代言人」，民眾仍只居於被利用、被動員的地位，民眾的自主性與主體性似乎還沒有真正達到。 二、從「地域」來說，許多地方的文史紀錄是根植於一種排他性的意識形態，或是對於對地方神話非批判性地接受，任何挑戰特定地域的觀點（無論是來自於內部或外部），都會受到來自該地擁護者的最嚴厲反擊。如要超越目前文史資料採集這種零碎記錄的方法，注入新思維是非常必要的。 書寫者可以考慮「非地方因素」對地方的影響，以及地方研究如何與其他理論議題，像是社會變遷、階級、流動、權力、不平等社會科學概念相結合，譬如，把地方當成「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力再生的重要空間」這種新思維。 （作者為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邱琡雯） * 『』 * 『』 除官方外，書寫者也有當舖商、造酒商、木材商等特定職業的家族集團，或只是純粹的個人，但個人多屬武士階級，只對政權的移動、支配、興亡、發展有興趣，關於民間傳承、庶民生活的紀錄則完全闕如。 明治時期所出現的官方地域誌，其內容包括了王政復古的經緯（復古史）、江戶史（藩史），以及明治維新之後的地域史（府縣史料）。一八七二年中央太政官下令各地編攥「皇國帝誌」，但這並不是地方的自主性編纂，也缺乏對地方庶民生活的描述。 另外，歷史由中央政府統籌「下令」編纂時，常出現史料必須集中於中央的情況。到一八八七年，靜岡縣縣長率先由自治體編纂靜岡縣史，這是地方行政長官首次自主性決定編纂屬於自己統治區域的自治體史。 一九○一年~一一年期間，大阪市為了參加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也開始編纂《大阪市史》。明治四十年代（一九○一年~一一年）到大正初期，郡史、郡誌的編纂頗為興盛（但後來因大正天皇即位日本正式廢郡而告終）。當時參與編纂者多為小學老師，也包括學者，譬如曾經來台做長期原住民調查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 從大正（一九一二年~二六年）到戰前的昭和時代，相對於以往寫史偏重「國家的、過去的、文獻的、事件的、行政的」角度，地域自治體史的編寫開始從「住民的、現在的、口述的、生活現象、生活本位的」觀點出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治體史的出版數量大幅增加，編纂過程也日趨公開，資料篇的附錄也更加詳細，自治體史的編纂也和地域史的研究緊密結合等，使得自治體史的編寫更朝普及化與專業化的路途邁進。 那麼到底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稱得上是「好的」自治體史呢？首先，文獻史料與該地的生活傳承必須是一致的。資料不是被中央政府或特定個人所獨有，或是因資料不足，只是交差了事，而抄襲鄰近地區的自治體史。 自治體史編纂完成之後，當地住民對自治體史的理解、利用、保存等持續關懷是否還能存在？ 從個人到自治體，是否都能夠養成整理史料或相關文書資料的習慣呢？也就是說，必須從日常的、樸拙的、持續的關心出發，才得以讓自治體史編纂不至淪為學者專家的工作，或是編纂之後，自治體史成為圖書館或儲藏室裡束之高閣的大部書。 談到自治體史與當地住民的關係，近年來，為了更貼近住民的生活，日本出現所謂大字（ooaza）史的編纂。大字是比村更小的行政單位，鼓勵大字史、村史、縣史、國史或中央史等不同主體各自編纂自治體史，其實有許多積極正面的意義。 像是因編纂者對於歷史的認識不同，有記載的與沒有記載的部分自然有所出入，以及會出現對於相同事件完成不同的解釋等，這些都可以讓更多元的參與者共同趨近歷史的真貌。 學童疎開誌的編纂 日文的疎開(sokai)是指：為了躲避空襲或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破壞，事先將都會區人口、建物較為密集之地的住民分散到鄉村或偏遠地帶。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國內也開始遭受盟軍的轟炸，疎開經驗成了不少都市人的共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