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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世纪的欧洲贵族2016-12-09 来源：澎湃新闻 修木 1500年：黎明前夜的欧洲1500年时常被人当作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中所包含的变化有几个层面。从文化来说有文艺复兴：书籍的制作成本随着印刷的引进大为降低，读书识字的人数增多，其兴趣也开始超越圣经、神学与逻辑，转向古典时期，特别是古罗马遗留下来的拉丁语文学、历史与哲学著作。从信仰来说有宗教改革：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教士有着独立于罗马教廷的神学思考，在十六世纪要引发教会的大分裂，造成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血腥争端。从经济上来说有航海大发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探险，使得原本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地处偏僻的欧洲，找到一条通往经济发达的亚洲地区的直接通道，又找到有许多自然资源的美洲大陆。从军事上来说有火枪火炮的应用：攻打城池有赖于火炮的威力，中世纪战场上的重装骑士被带枪的步兵列队取代，由此带来军事的革命与政治的变革。但是1500年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后人回头看过去，才会注意到深刻变化的开始，活在当时的欧洲人却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些变化都是长时段的，历时几个世纪：文艺复兴从1300年间开始算起，到近1600年前后结束，有三百年时间；宗教改革开始于1517年，与宗教相关的战争却要闹到1650年前后;航海探险在1500年之前已经有上百年，联通亚洲之后，欧洲依然是经济落后地区，只能用从美洲获得的金银购买亚洲的香料、棉布、瓷器与丝绸，要到进入十九世纪欧洲的经济才开始具有与亚洲竞争的能力。军事革命给欧洲带来的冲击，也要经过好几百年的演化。火药最早出现在欧洲是1300年间，要等到1500年前后，火炮才开始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但是意大利很快出现星形要塞，足以抵挡火炮的攻势。其后，火枪火炮的制造技术渐渐改进，军队的规模不断增大，17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以火枪为主要装备，大规模的步兵队列。军事革新带来王权增长，造成几个规模较大的政治实体，包括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奥地利、普鲁士等列强。整体上欧洲却依然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只是列强的冲突在规模上变得更大，在伤亡上也变得更为惨烈。特别是由宗教改革引起教会分裂，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与不同教派之间的敌对联系在一起，使诸侯的领地之争恶化成为信仰的对撞。贵族和王权的激烈斗争中央集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僚制度的建立涉及官员的选拔、监督与协调。在工业化之前，交通与通讯都不大方便，山高皇帝远限制着国家机器运作的效率。贵族的势力虽然无法与王权正面对抗，但是十九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由文官主导的官僚机构。不论是征税还是征役，国王都有赖于各地贵族的支持与配合。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王权，贵族有自然的抵触情绪。租税流入国库，青壮劳力被国家征用，贵族的利益与权力大受影响。中央集权的建立，进一步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需要更为沉重的赋税来支持。这其中的矛盾在天灾人祸的刺激之下，时常造成贵族的反叛与民众的骚乱。最著名的例子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起因是奥地利贵族的反叛，相应的宗教与领地争议将欧陆列强扯入其中，到最初参战的王公贵族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还停不下来。结束也是因为贵族反叛，最大的两个参战国西班牙与法兰西精疲力竭，内部都被贵族反叛弄得火烧眉毛，这才有达成国家之间停火的意愿，腾出手来解决各自内部的危机。17世纪木刻家Jacques Callot创作版画系列《战争的重创》，其中的第十一幅描绘三十年战争期间，违纪士兵被集体处决的情形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时常出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已经发出过“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儒家思想之中对“仁政”有着特别的强调，省刑罚，薄税敛，宽厚待民是基本的政治主张，天下太平更是被当成政治理想。秦始皇与隋炀帝的劳民伤财，苦役重税，骄奢淫逸，严刑酷法，好大喜功，四处征伐，一直是文人们用来告诫历代皇朝的反面典型。儒家对国家机器的内在危害有相当清楚的认知，也有相应的一套理论主张来限制王权的过度扩张。欧洲的中央集权发生在1500-1800年之间，在政治制度上还没有建立起文官体系，在人事上得依赖于贵族，在政治理论上要到十七、十八世纪才有脱离圣经框架的思考。欧洲的王公更是将追求战场上的荣耀当作他们天赋的责任，根本就没有“天下太平”这种理念。对王权的抵制，大多是来自贵族对他们作为封建领主所享有的特权的坚持：他们有佩带武器的权利（尽管骑士在战场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他们的财产应该受到尊重；国王收税要与他们商议，得到他们的同意；在他们的领地之内，他们生来就有管辖权，不受国王主权的侵犯，等等。他们心中的理想，还是中央集权之前那个封建割据的状态。他们的不满 可以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都是贵族抵制税收、领头造反的结果。从领主变为地主的贵族进入1500年后，贵族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世纪开初，城堡不但是贵族权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