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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研究综述 　　[摘 要] 国家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实施精准扶贫，主张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而贫困地区合作社与扶贫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合作社是发挥贫困群众主体地位的载体，其本质是弱者的联合，因而其具有天然的益贫性。不少学者都对合作社与扶贫的理论、实践、等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学者们研究合作社与扶贫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总结与概括，以期通过综述对以后确定农民合作社与扶贫的研究角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农民 合作社 扶贫 　　[中图分类号] F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6）10-0058-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这种依托外在能量的的贫困治理虽取得辉煌成果，但实际上尚未真正激发贫困地区的内在发展活力使得扶贫工作具有较大局限性。因此要取得扶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必须发挥其内在动力，即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想要发挥贫困群众的的主体作用，就需要一个载体，而农民合作社无疑是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彰显主体性、提升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模式的最合宜、最合意的组织化形态。 　　1 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的理论探索 　　吴定玉（2000）认为农业合作社可以解决部分地区贫困的根源、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贫困户收入。同时合作社具有确立农户独立人格、协调农户与龙头企业、作为政府反贫困计划组织支撑的功能，因此农业合作社是反贫困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韩国民、高颖（2009）基于西部地区参与式扶贫与农民合作社的互动研究，指出西部地区参与式扶贫所面临的困境、合作社发展障碍，提出“整村推进+合作社”的反贫困模式。吴彬、徐旭初（2009）通过对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合作社能够为贫困户提供市场进入、价格改进、特色服务、收益返还、民主管理的利益。但是由于合作社成员内部的异质性和面对农业产业化的外部压力，削弱了合作社的益贫功能。王章陵（2011）通过对德国RCH合作社的基本情况、经营管理分析，提出中国扶贫合作社应当借鉴其明确产权、落实责任，加强民主管理，严格财务审计，联合发展，加大培训、提升管理层素质的经验。齐桂亮（2011）在对欧美传统合作制度探索中，指出合作社较其他组织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扶贫政策应该采用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牟永福、刘娟（2013）在贫困农户合作机制研究中指出目前贫困户之间的合作主要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互助社、农村经纪人三种形式，这些形式对于解决贫困户的资金、技术、销售需求有积极作用，同时有利于创新贫困治理结构，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改善。Roland Gau（2014）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合作形式取得扶贫效果的关键是基于以市场导向为目标。刘宇翔（2015）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模式的探究，阐述了其动力机制、作用、特点，主张合作社发展资源与扶贫资源进行有效耦合，推进合作社与扶贫协调发展。 　　2 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的实践 　　秦亚芹、张燕青（2013）以芍药村“8+2”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特点、运行机制、可行性分析，得出其扶贫模式取得重大成效，对于合作社扶贫功能具有借鉴意义。陈琦、何静（2015）通过QZB茶叶合作社的案例分析合作社为什么参与扶贫行动、如何配置扶贫资源以及如何带动贫困农户的问题，认为合作社参与扶贫行动是其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综合考量，政府资源的市场配置有利于提升扶贫效应、增加益贫效果，对于贫困户采用“参与式”直接带动+“发展式”间接带动模式。许军涛（2015）以H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分析了其在贫困治理中的参与过程和参与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出合作社参与贫困治理的困境，指明了其参与贫困治理的行动方向。MesfinTilahuna（2015）通过埃塞俄比亚案列分析加入乳香合作社对于农民增收与减贫的影响。许俊鹏（2015）以克山县扶贫资金与农民合作社“联姻”模式为例，认为通过扶贫资金对合作社的注入，合作社资源和扶贫资金有效整合，让贫困户在合作经营中获得更大收益。 　　为了缓解贫困地区生产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了扶贫互助合作社。扶贫互助合作社试点工作至今已有10年，多数学者基于个案分析其构建、运转等，并对成功建社与运转的合作社加以总结分析，以期对后来成立的扶贫互助社提供借鉴与指导。 　　袁宇星等（2012）以扶贫资金对贫困户瞄准度、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安全性、农户参与度4个指标分析了罗田县互助资金合作社的运作绩效，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高杨、薛兴利（2013）通过对山东省互助社的分析，认为山东农户（贫困户）参与度较高，互助社组织管理与经营均运转良好，已初步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