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任务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理论特色.ppt

新时期、新任务：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理论特色 引 言 传统的双语词典研究大多集中在双语词典编纂的经验与技巧、双语词典的翻译、词典的类型、词典与教学、词典与文化，以及词典的评论和词典的应用；简言之，是把双语词典学当作一种技术或艺术、把词典学产品当作一种工具来研究。然而，在知识爆炸式增长的新时期，人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学好外语，外语速成或自学需求的出现对学习词典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而词典的编者也十分注重用户视角的考虑，尽可能的适应当代学习者需求的学习词典来。因此，在西方国家，语音、形态、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的新成果不断应用于词典编纂实践。 最近二十多年来，国际上主要学习词典的释义不再限于解释词的概念，我国双语词典也不再局限于提供对等词了；然而，我们对单语和双语词典释义的研究却没有跟上词典发展的步伐，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释义观上。学术研究的滞后直接影响到我国学习型词典的释义和编纂质量，这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国际上学习词典释义的发展方向，大胆吸收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以改进我国词典释义的方法。对此，我讲一下三点： 一、要把词典学当作一种科学或独立学科来研究 1.1 学科地位 （双语）词典学到底算不算一门科学？词典学到底应该归属某一门学科，还是自成一体的独立学科？ 传统观念认为，词汇学是理论学科，其主旨是对词汇进行全面的研究；词典学是应用学科，其目的是词典编纂；词典学是把词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到词典编纂中，词典学研究的只是经验性和技巧性的东西。西欧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持这种观点。韦氏、牛津和朗文三大系列词典无一不是将“lexicography”释为“the writing and making of dictionaries”或“the practice of compiling dictionaries”；而 “metalexicography/元词典学”难以在词典中觅得踪影。 卡萨列斯（1950）明确指出，“lexicology”（词汇学）是从一般科学角度来研究词汇的，而“lexicography”（词典学）主要具有实用意义。（转引自郑述谱 1988）美国词典学家兰多（Landau 2001）在他的《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一书中始终也没有把“lexicography”当作一种学问来对待，大多是一些词典编纂经验的总结和对词典编纂的感想。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一些学者眼里“词典学”只是一种“技巧”和“艺术”，他们不愿意承认词典学是一门学问。 上述观点过于受到词典学传统本体意义的羁绊，对词典学的现代发展和词典学理论指导词典编纂的作用视而不见。我们承认，词典编写是有“技巧”或“艺术”的一面，但这只是词典学研究的一个侧面——词典编纂实践，主要涉及词典语料的采集、词项的选择、立目、释义，以及各类词典信息的组织和编排等。然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则包含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正如豪斯曼（Hausmann 1985）所指出，“词典学还包括对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描述，这是词典学活动的基础”，是词典学作为一门学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认为应用科学没有学问也是十分片面的。 事实上，词汇学和词典学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理科（物理学）与工科（工程学）之间的关系。理科研究的是材料、能源和运动的一般规律；工科研究的是这些规律的工业应用，如铁路建设、桥梁建设、飞机制造、舰船制造，甚至是核武器的研制和核电站的建造等。这些工程的实施需要应用物理学的理论和原理，但谁能说飞机、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制造或建设没有理论呢？原子弹的研制和核电站的建造需要应用物理学对核原料的性质和裂变规律的研究成果，但如何实现制造或建设又需要系统的、完全抽象的理论，而且造原子弹的理论不一定能用来造核电站，反之亦然。 这说明不同的应用理论虽然都基于同一种基础理论，但它们的应用实践又是完全具体的，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些特点和规律就反映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况且，物理学本身也分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工程学也分为理论工程学和实践工程学。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相对理论的交叉点：“科学—应用”和“理论—实践”。科学，以及它的应用都有其理论的一面和实践的一面，它们有着持久的相互反作用。 词汇学与物理学一样，有它的理论——自然语言词汇（包括心理词库的词汇心理表征）的整体研究，也有它的实践——词汇的实验型描写，其最终结果必然要反映到词典上。如果说理论词汇学应该揭示词汇的一种规律，并提出一种形式化模型，那么实验词汇学的任务就是检验，并在对整体词汇进行描述中确定其描述形式，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种理想的词典——实用词典的原型，这也是理论词汇学的检验平台和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 然而，词典学像工程学一样也有其理论——对某一语言词汇作实际的、具体的专门研究。比如，词典应从哪些方面描述语言现实，词典应该如何诠释和呈现语言现实，词典如何